我的父親熊慶來和他那個時代
作者／熊秉明
父親幫助兒子時，兩個人都笑了；兒子幫助父親時，兩個人都哭了。─希伯來諺語
我的父親熊慶來先生，是數學家、教育家。去年在北京、天津、昆明等地舉辦了紀念他誕辰一百周年的活動。郵電部發行了一枚紀念郵票。我在六月返中國時，帶回兩座銅鑄頭像：一座贈給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座贈給雲南大學。
這一篇文章原載雲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熊慶來紀念集》。書中收有嚴濟慈、楚圖南、陳省身、華羅庚、楊振寧、徐賢修、莊圻泰、楊樂等先生的文字。
我願再發表此文，是因為感到他頗能代表那一代中國科學家的面貌。他們幼年讀的是私塾，青年時代接受了西方科學洗禮。中年深切感到他們對社會國家的責任，一直到晚年，竭盡心力為中國科學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他們是拓荒著，抱有拓荒者的理想、堅毅和勇猛。但是一般人並不知道他們，連寫近代史的也把他們遺忘了，只因為他們默默耕耘，不曾大聲疾呼「科學、民主」。到了文化大革命，這些科學工作者一律被劃為「反動學術權威」，他們的愛國精神被踐踏，追求真理的熱情被歪曲，做人的態度和原則被否定。他們的存在只剩下負面的意義，遑論什麼功績？然而我以為，作為中國文化的接棒人，他們做了應該做的。並且在專業之外，在自覺與不自覺中給中國文化注入新的元素，活的成分。他們塑造了一種人格典型。
當然他們有弱點和不足，有徬徨和困惑。但是在這劇變而多難的時代，他們曾本著自己的信心、原則認真地走過一生。我們何嘗沒有我們的難題與困惑？中國文化繼承的重擔曾一度放在他們的肩膀上，他們沒有失責。在今天討論中西文化問題的時候，我以為應當想到這一代，並且帶著同情去認識、去描述，給他們以恰當的評價。
一
若要簡單扼要地用一兩個詞來描寫父親的性格，我想可以說：「平實、誠篤」。
他的面貌方正，嘴闊，鼻係「懸膽」型，眼睛較細而近視，目光含蓄平和，舉止言談也比較緩慢而持重。我記得很小的時候，他便常訓誡我：「不要心急，慢慢想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我生性靈活好動而常嫌浮躁。
我沒有看到他非常地動怒過，或者激烈地表現過歡欣與悲哀。他沒有浪漫主義的素質，可以說相反，他厭惡浮誇與虛飾，在把筆起文稿的時候，很費斟酌。他的要求是文從字順，精確達意。他的美學原則是從數學來的，推理的縝密和巧妙是法語裡所說的「優美」（élégance）。他為我們改文章時常說：用字要恰當，陳述要中肯，推理要清晰。
他並不善辭令，至少，我如此覺得。在北京清華大學任教十數年，他一直說著雲南話，音調低沉而緩慢。我六歲到北京，他告訴我北方話的特點，舉了一個例子：「黑板」，「板」字唸第三聲，拖得很長。這是我唯一聽到他所說的北京話。當然雲南話很容易懂，他不需要改變自己的腔調去講課或和人交談。此外，他好像也沒有去學習語調較抑揚的北方話的欲求。雲南人說雲南話，似乎是十分自然的，本色的：和他的平實誠篤的氣質正是一致的。我想他是一個相當典型的雲南人，山國的人。
待人接物以誠，是他一向為人的原則。外表的浮華、機巧的欺謊、曲折的手腕，都是他所排斥的。學校裡建造考究的美國式體育館，他認為沒有必要。他常說巴斯德發現細菌、居里夫婦發現鐳，都不是在漂亮的實驗室裡完成的。
他愛恬淡樸素的生活，不吸煙，不喝酒，不許母親打牌。這些都不是立意要做出自律正嚴的道學家或者清教徒，他確乎愛恬淡的生活情調。家裡的烹調是清淡的家常口味。他的衣著也樸素，但也有一定的考究和大方。室內沒有奢侈的陳設。工作之餘他愛收藏一些字畫，但是並不苦心搜求稀見難得的古董。較古的物件不過是祝枝山的字，何紹基的字而已。他愛白石的畫，買過十多件。我九歲時，曾帶我去過白石老人家。所以我現在手邊還藏有老人送我的一幅「雁來紅」。其他當代書畫家的作品也不少，特別是徐悲鴻的畫，胡小石的字，他和他們是多年的朋友和同事。不知名的畫家的作品，他見了喜歡也買，並不因慕名而收藏。
他自己也寫字，親自為人題婚聯、輓聯，措辭總求有新意。但機會不多。他的字體開闊平穩，沒有外在規矩的拘束，也沒有內在情緒的緊張。點畫豐潤，頓挫舒緩，給人以寬和端厚的感覺，一如他的性格。眼光尖銳的還可以察覺出他對空間的敏感，這一點大概和他的數學訓練有關。半身不遂之後，左手握筆難於控制，筆畫顫抖，但過去的筆致和結構仍隱隱然可見。
他喜歡京戲，卻不常看；若去，必和母親一道。
誦讀古詩是他心情好時的遣興，也是他失意時的慰藉和支持。一九五○年他在巴黎，對自己的未來頗多煩憂，正考慮留在法國，重新拾起數學研究工作，說是已想好若干題目可做，不料一九五一年一月突患腦溢血，引起半身不遂，住入醫院。病情稍稍好轉時，命我帶一冊唐詩，放在枕邊。我深知那時他的心情是極為低沉的。那些唐詩似乎能夠給老人受傷的根蒂帶來甘露，其回生的作用和藥物相同。有意興時，他自己也作詩。遣詞造句，常見新意。一九五七年東返後，頗有不少讚揚祖國新氣象的詠唱。
詩人中他最愛陶淵明。他喜歡菊花。住清華園西院時，每到秋初，便向學校的花房訂十數盆各色的菊放在石階的兩旁，一兩個月，院裡充滿「秋菊有佳色」的氣味。
「菊緣」是母親的名字。他們同年同月生。母親生於九月九日重陽節，命名從這裡來。父親生於九月十二日，所以一向合併了在一天慶祝生日：九月十日。慶祝方式其實很簡單。頭天晚上母親自和麵撖麵，麵粉裡不攙水，全用雞蛋，擀得極薄，切得極勻，放在濕布下，留待第二天用。雞選上等的，燉出做湯。一家人就在溫暖快活的氣氛中圍桌享用這雞絲壽麵。雞肉、麵條、雞湯都透著、閃著淺淺的明亮的金色。經過母親的慈心巧手，使滋味的精美與純粹升到象徵的境地，銘在我們幼小的心上。我們以為那是人間無上的美味，遠遠超越一切豪奢的蠻膩。這時父親便會講述他年輕時代的生活片斷。民國初年學西語，後來到歐洲留學的一些逗笑的趣事。也會講教學經驗中的一些故事。比如剛從歐洲回國到東南大學任教的第一年，他幾乎擔任系中所有的課程，編所有的講義。因為當時缺乏師資，更缺乏教科書；而那一年恰好遇到一批出色的學生，每人每次來交的練習必是一整本。一年下來他便病倒了。但他把這些事當作愉快的回憶講起來。他也會為我們講到老家祖輩的事蹟。可是我們家族的歷史共能追溯到曾祖父。曾祖父白手起家，刻苦守信。少年販糖和鹽在竹圍、開遠之間，走一日山路，中午只有一包冷飯充飢，靠一枚鹹鴨蛋佐味。據說鹹鴨蛋也儘量節省。有一次，差不多空了的殘殼被風吹走，跑了一大段山坡追回來。
偶然，星期天上午，有興緻時，他會我們講一段《左傳》或《戰國策》，或者一節代數幾何。學校裡的作文發下來，他總帶著很大的興味去看，並說出他的意見。他愛文字的精確。他贊成白話文，但是反對用口語寫科學論文。在幾何求證裡，他認為「如果……則……」優於「要是……那麼……」。因為「如果……則……」代表嚴格的思維方式，不得和「要是下雨，那麼我就不去了」的句式相混淆。
顯然，這樣一種性格宜於做科學研究和數學。他也的確視數學研究為他的本位工作。他以為科學工作獲得的真理是客觀的，真假誤差可以核對，可以用實驗證明。行政工作，任勞任怨，而褒貶沒有定論。牽涉到政治問題更是利害混入是非，權謀高於原則。在任雲大校長的初期，他每周仍兼數小時課。這幾小時的數學課，在他是樂趣。但是後來事務太繁，終於放棄。六十歲以後，半身不遂，他「重理舊業」，回到數學研究並指導研究生。大概有「終得返故園」的喜悅。那時他寫論文用左手，當然寫得非常之慢，但他無怨言，自嘲地說：「這病不痛而苦。」工作之餘常說：「不知老之已至。」
二
在他的平實誠篤中，有深厚執著的愛；一是對科學真理；一是對祖國與鄉土。
在我懂事之後，看到他兩次面臨重大的抉擇，兩次都是要在個人科學工作與祖國鄉土服務之問作選擇。每一次，經過反覆考慮後，都是後者佔了上風。一種來自傳統的道德感督促他，在集體潛意識底層使他不寧。「為桑梓服務」在他幾乎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聲音。但是後來的發展卻證明這獻身的選擇帶來重重不幸。
一九三六年，他在清華大學算學系教授兼系主任。雲南大學鬧風潮，省主席龍雲打電報給他，請他主持雲大。那時雲南是一個邊遠難及的省份，去昆明得辦護照，繞道香港、越南，然後經滇越鐵路到達。在那裡辦大學，別的不說，單延教授一端便十分困難。但是雲南是他的故鄉，他覺得對那個地方、那地方的青年有一種責任，所以終於決定「為桑梓服務」。回去了。他在回去的途中，便發生七七事變。在抗戰期間，負責大學行政很不易。經費拮倨是一方面，政治糾紛是一方面。他這樣的科學人才，要應付各式各樣的問題，用「鞠躬盡瘁」來描寫，並不誇張的。為了教育事業，他獻出生命力最充沛的十二年。而在抗戰勝利後，民主運動最激烈的時刻，他堅決果敢地保護了學生和進步教授。但是後來人門論及他的生平，大都只說他是數學家。這一段艱苦非常的事業極少記述。不僅如止，到了文革期間，他受審查，不斷寫交代，也都因為有這一段經歷。
五○年代，他滯留歐洲，患半身不遂。後漸好轉，可以行動，可以用左手執筆寫字。因為暫時不能歸國，決定回到數學研究。但是做了十二年大學校長之後，「重理舊業」並不容易。何況抱病？但他的平實誠篤裡蘊藏有卓越的毅力，他的研究出了成果，用左手慢慢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文章，連續在法國科學院雜誌中發表。並且完成了一本書編入法國數學叢書。這時國內號召知識分子回國服務，使他又一次面臨個人科學工作與為祖國服務的選擇。那時我在歐洲學習，侍奉在側，看到他猶豫彷徨的痛苦。我那時年輕，當然是主張他回去的。我以為他這樣的科學家一定會受到重視，而以他的愛國熱忱和質樸的性格，也一定不會受政治的迫害。回去後，國家的新局面使他振奮，他一心想在晚年透過數學工作做出貢獻，指導研究之外，自己發表了不少數學文章，但不及十年便發生文化大革命，科研的成就轉為罪狀：「反動學術權威」。大學校長任內的工作也成為交代不完的舊帳。終於經不起肉體上以及精神上的種種磨折，於一九六九年二月三日逝世。
一九七八年中國科學院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父親被列入第一批平反昭雪的名單，一九七八年靈灰放入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我於一九七二年回到北京。一日，母親以凝重的神情要我看一看父親最後手跡。於是閂上房門，小心翼翼地從箱底取出一大包舊紙。打開來，那是父親在文革期間用左手所寫的交代文字。我在巴黎時看他每日每晚用這種壓入紙面的沈重然而不穩的筆畫寫數學論文，再見這字體，當然親切熟悉，然而這裡寫的不是數學文章，而是早請安、晚匯報的記錄。共計約有三、四頁。我頓時覺得眼的辛辣，心的絞痛。母親無語，端坐在一旁。我知道他就如此在深夜陪伴老病的父親掙扎著寫這些虔誠的匯報。她似乎從那時起一直如此端坐著。她靜靜等待我的閱讀，等待我明白什麼。我的眼睛早已模糊，早已讀不下去，但是我不敢動，也沒有話可說。這是一個怪異的儀式。空氣中凝聚著令我恐懼的母親的嚴厲和悲哀。我不記得這儀式進行了多少時候。現在回想，似乎在那一間科學院宿舍的昏暗的屋子裡，母親仍端坐在那裡，我仍坐在那裡，母親就像魯迅〈鑄劍〉裡所描寫的：「……母親就坐在灰白色的月影中，彷彿身體都在顫動……兩眼發出閃閃的光芒。……：『聽哪』，她嚴肅地說：你的父親……。」而我的母親什麼也沒有說。
三
一八九三年，父親生在雲南省彌勒縣息宰村。村子甚小，當時大概不到五十戶人家。雖座落在盆地的平原（埧子）上，但距縣城有兩天的路，距滇越鐵路的開遠車站也有一天山路，實在可說是偏遠閉塞的。
埧子氣候炎熱，以產甘蔗著稱，也多玉米，稻田反較少。甘蔗、玉米都是高型作物，從高處遠望，給人以莊稼豐盛的感覺。父親常說：稻田像水彩畫，甘蔗田、玉米田像油畫。我們的家鄉是一幅油畫。
直到十二三歲他就在這村子的私塾裡念子曰詩云。像他這樣篤實的人很可能被舊式教育的思想所框限，然而並沒有。那子曰詩云為他建立了做人的基本間架，但並沒有在他做為科學家、愛國主義者的道路上豎起什麼障礙。
十五歲，他到昆明、考入英法文專修科，開始接觸到西方文化。辛亥革命成功，他十八歲，屬於被建設國家的狂熱鼓蕩的一代。次年像其他各省一樣，雲南也選拔留學生到歐美留學。他考取赴比利時學礦，目的當然在學成後回到礦產豐富的雲南興建實業。但是到比國的第二年歐戰便爆發。他經荷蘭、英國到巴黎，礦業學校因應總動員關閉，巴黎大學仍上課，他轉學數學。他講起這一段往事，常說他學數學是相當偶然的。
他留學法國八年，一九二一年東返。在這八年中除了專業學習之外，當然形中受到西方文化的薰陶。歐洲的科學在此時沿著十九世紀的成就突飛猛進。法國大數學家普旺卡烈（Poincare）方逝世（一九一二年）。巴斯德逝世（一八九五年）不到二十年，其聲望與精神仍發生巨大的影響。居里夫婦發現鐳而獲諾貝爾獎。在這些科學成就的後面有一種厚的人文主義為背景。這人文主義也許是父親深受薰陶而不自意識的，但是從他給我們所講的一些故事中流露出來。
他常要講起巴斯德。下面的故事我從小聽過許多次，要了解他，我必須把這些故事重述在這裡。
十八世紀法國南部蠶業很繁榮，可是一九八五年發生一次大蠶瘟，其至蔓延到南歐各國以及近東，蠶業瀕於絕境。化學家杜馬是巴斯德的舊師，推荐巴斯德研究此問題。巴斯德果然找出蠶瘟的細菌，並找到消滅瘟菌的辦法。法國蠶業得以迅速恢復。
略在同一時期，法國釀酒商也提出他們的問題來。傳統釀酒的方法是不可靠的，造成巨大損失。經巴斯德研究，發現了酵母菌的作用，並且掌握了發酵現象的規律，法國製造酒業也因此得到飛躍的發展。
一八七○年普法戰爭，法皇拿破崙第三被俘，法國慘敗。普魯士索戰債五十萬法郎。據計在這一筆債務下法國將長期掙不起來。不料由於法國蠶絲業、造酒業的興旺，這鉅額竟在一年中全數付清。當然巴斯德的重要發現遠不限於解決養蠶、釀酒的問題，也不是五十萬法郎所能估計的，人類與疾病的鬥爭，由於細菌的發現，進入了全新的階段。
巴斯德晚年，一八八四年到丹麥唱哥本哈根演講，普魯士王威廉第二尚是二十五歲的王子，也在前排貴賓之列。演講後，主席為巴斯德介紹在座貴賓時，到了威廉第二，故意迴避過去，因為他知道巴斯德是極愛國的。普法戰後，兩個仇恨很深，介紹了，雙方都會感到窘促。但是這時威廉第二自動走上前去說：「我要向一個為人類創造幸福的人致敬。」巴斯德所做的，不只償還五十萬萬法郎戰債，而且爭回國家的驕傲。
而巴斯德的父親所期望於兒子的是當一名中學老師，他曾是拿破崙軍隊的低級軍官，解散後，在法國東部茹老山阿爾波亞小城裡做製革匠。他對兒子說：「啊，要是你能在阿爾波亞當上中學教員，我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他是一個很好學的人。一八七六年《關於啤酒的研究》的扉頁上，巴斯德寫著：「紀念我的父親」。又附加這樣的話：「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更懂得你朋友般的慈愛和優越的理性。我過去研究的成果都來自你的榜樣和你的忠告。為了珍惜這虔誠的記憶，把這一著述獻給你。」
關於巴斯德他還講過許多動人的故事，我不能在這裡多記。總之，在鄉村私塾裡吸收的傳統精神和在西方接受的啓蒙思想、人文主義都融為人格中活潑有生命的成份。一如他講《左傳》、《戰國策》，給我們幼小的心驚訝和啓發，似乎在未來生命的海洋上看到有隱約的航線。
父親有沉厚執著的愛，對科學真理、對祖國鄉土。他沒有宗教信仰，但也不硬性阻止母親唸佛，供一座白瓷觀音。關於信仰，巴斯德曾說：「我們內部有兩個人。一個是理性的，他要清除一切成見舊說，通過觀察、實驗和嚴格推理來了解自然。一個是情感的，他為親人的死亡而哭泣，他無法證明他能夠或者不能和逝者再見。然而他相信而且期盼。目前人類的知識尚太粗淺，理性和感情是截然不同的領域，兩者相牽涉是不幸的。」
我以為父親也如此。理性的信念和感情的熱愛是並存的，兩者並無衝突，他也不勉強把兩者湊合為一個統一的思想體系。但是實際生活中、他都被迫選擇其一，而結果是兩邊都受到損失。晚年，他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謙遜勤懇從事的科學工作被否定，對祖國與鄉土的近於本能的熱愛也遭踐踏，生命的根柢被翻出來受斫伐，心身性命的活源被堵死。那時他已年過七十，半身不遂，又患糖尿症和其他老人病，仍被拉出去開鬥爭會，母親提了尿壺扶他同去，夜裡還要勉力寫交代，無怪他活不過文革。文化大革命使中國回到迦利略的世紀去。
他屬於近代中國啓蒙的第一代科學家，在五四「科學與民主」的口號下從事科學的，但是他們沒有大聲疾呼「科學如何如何」，他們默默耕耘，實實在在為中國科學奠下基石。一九二一年他從法國東返。南京東南大學創辦數學系，聘他為數學系教授兼系主任。一九二六年清華改辦大學，又聘為算學系教授兼主任。他們是拓荒者。他講起全國第一次數學名詞審查會是很有趣的。時間大概是一九二三年。要討論的是一些「函數」「積分」等最基本的譯名。有陳建功、姜立夫等先生在杭洲西湖上雇了一條船泛舟討論。以上的細節我的記憶可能有誤，但我要說的是：他們那一代的中國數學工作者，就是一條西湖的小遊艇可以載得起的。
我沒有學數學，走了文藝哲學的道路。但我能感覺到父親的數學是美的。他常說「優美的推導」，「洗煉的數學語言」。而且也是善的。我記得他在學生的練習簿上寫的優等評語是「善」。
我想起近代著名法國美術史家弗爾（E. Faure）講到他的父親時說的話：「是他在不自意識中教給我：在最深刻的政治與哲學的革命中，我們的道德力總是不變的，它永遠是它自己，變的只有托辭和目標。」我以為，在父親那裡，潛在著這樣的道德力，但是我不願稱為「道德力」。它絕非教條。它是尚未形成體系的信念，是一種存在的新鮮跳動的液體狀態，生命的活水。他曾講到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結尾的歌：「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他說二「風」字原作「德」，一字之易，旨趣效果大為不同。「德」字含義太落實；「風」字的意味廣闊悠遠。「德」字局限於善，只評及德行；「風」則把善與真與美都納入其中了，範疇尚未分化，一個字把全篇描述點化為一幅氣韻生動的畫像，而人物的畫像復擴展而融入山水天地之間。我以為父親的道德力是這樣一種渾噩的、基本的、來自歷史長流的、難於命名的風。在那裡，理性與信仰的矛盾、玄學與反玄學的論戰，借用維根斯坦的話說，都是「語言料紛」。生命的真實在這一切之上，或者之下，平實而誠篤，剛健而從容，謙遜而磅磚地進行。
一九九一年八月於巴黎
轉刊當代雜誌八十四期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3期；民國82年12月2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