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在護國討袁中的歷史地位
作者／李天健
梁啓超在其有關護國起義的著作中，竭力抬高自己，崇蔡貶唐，而將孫中山先生倡導，國民黨人的中堅骨幹作用，唐繼堯首義並總攬全局及雲南子弟拋頭顱、酒熱血的事功，則一筆抹煞。我國近代史專家李劍農說得好：「彷彿這件事（護國），只有他自己（梁）和蔡、戴（戡）是發動的人，別人都不曾與聞，未免有專替自己這一派宣傳功績的意味。」（註一）近一年來，護國史的研究雖取得不少進展，然因梁的著作風行多年，以訛傳訛，其影響依然存在，如有人還說：「這次討袁的領導權反而被資產階級改良派抓去了。」（註二）先父李宗黃在雲南起義時任唐繼堯的駐滬代表，聯絡各方共同討袁，晚年在其《回憶錄》中對護國的全過程有詳實的記載；茲根據其親見、親聞和親歷來談談國民黨在護國討袁中的地位，以還歷史本來面目。
孫中山積極領導反袁鬥爭
一九一二年三月，袁世凱當上了臨時大總統後，千方百計排擠革命黨人，一九一三年三月他就指使特務暗殺了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此時孫中山先生正在日本考察訪問卜聞訊極為憤慨，乃即日返國，認為「非去袁不可」，主張興兵討伐。六月間發表宣言，反對袁世凱違法向五國銀行簽訂二、五○○萬英磅的「善後」借款，作為對國民黨用兵的經費。同年七月，孫中山先生發動了贛、皖、粵等省的革命黨人，進行武裝討袁的「二次革命」，其中最著名的李烈鈞在江西興兵討袁。孫並於同月發表適電，號召各方促袁辭職，「以息戰禍」。討袁失敗後，他毫不氣餒，一九一四年六月在東京組成「中華革命黨」，策劃「三次革命」，自六月至十月間，在湘、蘇、浙、粵諸省相繼發動反袁武裝鬥爭。同年秋到次年秋，孫還先後派董鴻勛、董福開和呂志伊到滇游說，並密商討袁大計。
唐繼堯在孫中山先生號召和倡導下進行反袁準備
從一九一三年十月唐繼堯由黔返滇繼蔡鍔任都督起，他就響應孫中山先生的號召，進行了反袁的準備。在延攬人才方面，對被袁疾視的葉荃、黃毓成等，憤時閒居的羅佩金、顧品珍等，散居在外的李日垓、李宗黃等，莫不庇護慰勉，先後起用。二次革命失敗後，贛、粵之革命黨人相率至滇，唐均客納，有的任要職，有的派至講武堂任教員或充學員。在補充兵力方面，自行添編警衛兩團，並選賦閒軍官及測量班學員到講武堂補習。在充實軍械方面，先曾密向德國定購二○○餘萬元的軍械，惜因歐戰發生，僅得起運一部份來華，被袁世凱偵知截扣。一九一五年春，以蘇模範圍為藉口，向參謀部領得若干械彈，然為數甚微，乃於九月初，以準備秋操為名，派專人赴日購買軍火，恰於起事後不久，趕運到滇，真如雪中送炭。
一九一五年八月下旬籌安會成立，唐即抓緊時間，於九月十一日、十月七日和十一月三日召開了三次討袁會議，密定起義日期與出師計劃，並通過呂志伊將情況報告了孫中山先生。時川匪竄擾滇境，乃以剿匪為由，於十二月九日命鄧泰中所屬全部及楊蓁所屬大部先向昭通、鹽津一帶開拔。十二月十七日李烈鈞奉孫中山命由香港抵昆明；蔡鍔也於十九日抵昆，他一到，看見一切均已就緒，不由衷心贊道：「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你們樣樣都準備好了。」當時傳聞袁擬於翌訐年元旦登基，原定該日起義，後因李、蔡抵滇，形跡已露，只好提前行動。
孫中山先生發表《討袁宣言》和《第二次討袁宣言》
孫中山先生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發表《討袁宣言》，痛斥袁「背棄前盟，暴行帝制」，表示「誓死戮此民賊，以拯吾民」，極大地鼓舞了全國軍民的反袁鬥爭。先父李宗黃於一九一六年正月九日由港抵滬，時孫尚在日本主持討袁，上海方面委中華革命黨總務部長陳英士（其美）總其成，李乃將唐繼堯致孫的函托陳轉交。信中寫道：「……梟雄竊柄，大盜移國，會設籌安，實行帝制。繼堯自入同盟會以來，受我公革命之灌輸，始終無二，寧忍以先烈艱難締造之共和國家，斷送袁逆之手，於是厲兵秣馬，決與周旋，雲南全省人民亦復憤慨填膺，誓不與此獠共茲視息。……派李君宗黃駐滬，密與各方面同志相機接洽；如蒙訓示，當由李君就近趨候，稟承一切，切盼賜以南針，俾有遵守。」不幾天，孫中山先生自東京來信，對於唐派李駐滬聯絡，十分欣慰，除有專函覆唐外，並告李凡事儘可與陳英士洽辦，同時聲明中華革命黨及孫本人全力支持雲南議國的壯舉。
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後，仍戀總統大位，梁啓超竭力主張與袁言和，而同年一月至四月之間，中華革命黨組織的中華革命軍先後在粵、魯、鄂、蘇諸省起義討袁失敗。孫中山先生鑒於國內政局混沌如故，乃於是年四月廿七日由日返抵上海。次日，李宗黃即前往拜謁，並以唐繼堯駐滬代表名義，恭請孫蒞臨五月一日的歡迎宴會。孫在宴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對雲南首義給予高度評價，他說：「……雲南起義，其目標之正確，信心之堅強，作戰之英勇，以及民心之振奮、響應之迅速，與黃花崗之役、辛亥武昌之義，可謂先後輝映，毫無軒輊，充份表露中華民族之正氣、中華革命黨之革命精神。……當令革命各軍與護國軍通力合作，今後尤當全力聲援唐都督『袁氏不倒，決不罷兵』的主張。請李代表將此微忱，電告唐都督及雲南弄君子，望再接再厲，達成吾人最後之目的。」八天後，即五月九日，孫發表《第二次討袁宣言》，指出：此次鬥爭「不徒以去袁為畢事」，要不使「謀危民國者，復生於國內。」這個宣言無異給對袁戀棧深感不安的國人，服下一帖清涼劑，也給始終恪遵孫中山「尊重約法，對袁氏決不姑息」主張的唐繼堯，以莫大的鼓勵和支持。
陳英士協助李宗黃赴南京說動馮國璋中立
江蘇總督馮國璋，除嫡系部隊外，還支配著五、六省的駐軍，共二十餘萬之眾，其態度關係到討袁的前途。唐繼堯早洞察及此，在首義之初，就囑李宗黃去說動馮中立，並說：如任務完成，「那就不啻平添十萬雄師，再造共和的義舉不難成功。」李抵滬後，唐函電交馳促早日成行。
當時，李宗黃是通過陳英士間接向孫中山先生報告情況，接受指示；遇到這件大事，李自然就前往謁陳，表明捨身取義，冒險赴南京的決心。陳給予嘉許，但對李說：「淞滬鎮守使盧永祥已接袁世凱密令，要把你解送北京或就地正法，你一出租界，就有生命危險。望稍安勿躁，我替你想個法子。」過了幾天，陳轉託他人介紹日本駐滬總領事青木中將和磯谷廉介少佐與李相見，青木答允由磯谷護送李乘日本軍艦赴南京（註三）。
李於二月十五日啓程，安全抵南京後見到了馮國璋，交給唐繼堯給他的信，馮當即表示：「我這邊的隊伍決不會開去跟護國軍打仗」，並答允覆電給唐。然而後來唐未收到電報，李乃於三月中旬再度潛入南京。這次馮的態度更為明朗，表示：立即覆電唐，絕對保持中立，拒絕調川，湘增援的命令，聯絡各都發通電，要求取消帝制。三月二十日馮如約與張勳、朱瑞等聯名發表通電，兩天後，袁下令撤銷「承受帝位案」。
國民黨人的中堅骨幹作用
關於護國軍將佐的黨籍，茲根據手頭的三份資料（註四）統計表列如下：
| 第三份 | 第二份 | 第一份 | |
| 29 | 28 | 32 | 國民黨 同盟會 |
| 1 | 1 | 3 | 進步黨 |
| 2 | 2 | 4 | 無黨派 |
| 13 | 35 | 14 | 未詳 |
| 45 | 66 | 53 | 共計 |
從資料上看，主要將領多為同盟會員，進步黨統兵官僅戴戡一人，加上政務廳長陳廷策、財政廳長籍忠寅，共計不過三人（三份資料上，蔡鍔均列為國民黨人，第二份還註明是國民黨滇支部長）。
國民黨人在護國中的中堅骨幹作用在表示顯示得再明白不過，至於國民黨人在討袁的動機和態度上，和進步黨的差異就更大了。就拿總攬全局的唐繼堯來說，其反袁的態度始終堅定如一，他不但置私情於不顧，以國家利益為重，堅決反對梁啓超和蔡鍔與袁言和，而且坐鎮雲南，且兵員補充，輸糧轉餉，一切後勤幹安定後方事宜，均一肩承擔，全部軍費也由他負責籌措；雲南地瘠人稀，歲收甚微，他只得緊縮開支，將教育經費全部提用，中等以上學校一律停辦，其他各機關的存款，也盡行提借，並裁併機構，公務員只發一點伙食費，欠薪年餘未清，還勸導紳民捐款。山國貨運，全靠騾馬，起義全被征用，因而財政枯竭，公私經濟陷入絕境；老百姓節衣縮食，支援前線，共赴國難。有人說，唐「對國家為扶危平亂之功臣，對滇為蕩產破家之敗子」。語固偏激，然而也反映出唐繼堯為了護國，真是苦心孤詣，破斧沉舟，不惜一切犧牲。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後，追念再造共和之艱難，分別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廿四日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四日明令對唐繼堯特予褒揚，特予國葬，國府崇德報功，不及他人而獨及唐氏，可說是實至名歸了。
至於進步黨，在護國中也有貢獻，對該黨和梁啓超的評價，詳見拙作《李宗黃筆下的梁啓超》一文（載《雲南文獻》第廿四期》），此處不再贅述。總之，鐵的事實證明：國民黨人實為護國運動中的中流砥柱，什麼「護國運動的領導權被資產階級改良派抓去了」的說法，難道還能站得住腳嗎？
註釋
（註一）見其所著《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一書。
（註二）見尚明軒：《孫中山傳》（一九七九年三月北京出版社出版）。
（註三）先父在《回憶錄》中說，日本軍閥雖在一九一五年五月對袁威脅利誘逼他接受「二十一條」，但袁果真當上皇帝，統一了中國，日閥將得不著便宜，所以他們才暗中支持討袁的各黨各派。
（註四）第一份見白之瀚：《雲南護國簡史》一文，包括都督府文官在內；第二份見何慧青：《雲南擁護共和之經過》一文，有的支隊把營長，甚至連長也列入；第三份見李宗黃：《雲南護國紀實》一文，名單列到支隊長為止，以上三文均載《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廿六輯。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6期；民國85年12月2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