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護國史起義之辨正
──為紀念雲南人民再造共和八十一周年作
作者／鄒碩儒
導言
我素以為，無論寫任何歷史事實與歷史人物，不但要堅持兩個唯物主義原則，全面深入地研究，查證有關歷史檔案、文獻資料作確切依據，而且還要手握三支董狐筆；尤其要摒除黨派成見，地方主義、個人恩怨的感情主義等等。否則，憑道聽途說、人云亦云地把歷史事實寫歪了，從而顛倒是非、混淆是非，造成惡劣影響，就不配稱正大光明的史學家。就連我自幼欽崇的司馬遷而言，有時重讀《項羽本紀》和《漢高皇本紀》，總覺得前者寫得虎虎有生氣，而後者寫得平平淡淡，從而產生了懷疑──是否因太史公在漢武帝時受過宮刑，蒙受了恥辱，因而寫漢武曾祖劉邦的生平，筆下就打了折扣？而對秉筆直寫「趙盾弒靈公」，被孔子稱為「古之良史」的董狐，寫《搜神記》談鬼論神，被人稱為「鬼董狐」的晉人干寶，寫《武后實錄》有斥張說語，說為宰相後命改寫而敢抗拒不從，被當時人稱為「今董狐」的唐人吳兢，確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這三支董狐筆，求諸古今史家，不能說沒有；求諸七十多年來寫護國運動史的人中，我敢說為數不多。最使人吃驚的是一九九三年一月二日的民革中央《團結報》刊登了一位姓石的作者寫的一篇《重評中華革命黨的組建》的「妙文」，該文竟破口大罵包括劉伯承元帥在內的中華革命黨人是些土匪流氓，中華革命黨是亂黨、退步的黨，孫中山在護國運動中演的是配角：。這樣的史筆，說好聽點，叫做「左思」之筆，說難聽點，叫做左道邪門，左得太狂妄而又幼稚得令人發笑！
以上所說，就是學到八十歲還學淺的我對待歷史事實、評論歷史人物和寫本文的態度。就算導言吧。
雲南首義護國討袁，是孫中山先生發動的第三次民主革命的主要組成部份
孫中山「致力于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中，一共發動過三次民主革命鬥爭和一次護法運動。（不包括鎮南關、河口等地起義）第一次即合興中會、光復會、華興會為同盟會領導的辛亥革命。儘管這次革命的勝利果實被袁世凱竊奪了，但我堅持以為，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是最大的成功。因為同盟會綱領中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只差最後一項沒有實現；要求把封建地主階級一齊打倒，土地全部都分給農民，畢其功于一役的觀點和「辛亥革命失敗論」，同樣是「左」丘失明之見。至于孫中山為避免人民遭受戰爭苦難，急求南北統一，以利爭取國際早日承認新生的中華民國，因而讓總統位給袁世凱這種大公無私的襟懷、氣魄，更是古今中外政治領袖人物中少有的。這是另一回事，尤不足舉以證明辛亥革命失敗。第一次革命是成功的。
第二次革命即一九一二年孫中山改組同盟會為國民黨後所發動的癸丑革命，亦即李烈鈞起義于贛、柏文蔚起義于皖、黃興起義于寧、陳英士謀起義於滬……。這次革命由于國民黨組織不純，（混進靖王朝滅亡後的一些投機分子）士氣不振，指揮不統一而失敗了。
第三次民主革命，即一九一四年秋，孫中山經過總結二次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後，在日本東京籌組中華革命黨為討伐袁世凱的總司令部，接著發動的全國範圍內的護國運動。舉其重大事實如下：
⒈中華革命黨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在日京正式成立前後，孫中山先後共頒了七十九次委任令，受任幹部總數八百多人。（王杰著《中華革命黨略論》）其中較著者如委派許崇智、戴天仇、何天炯、徐蘇中、楊益謙：十八人為十八省的支部長；又任命陳英士、于右任、居正、朱執信、鄧鏗、董毅生、盧師諦、石青陽、呂超、劉伯承、王維綱、董福開、林德軒、劉掘、蔡濟民、周應時、夏次岩、安健：為十數省、區的討袁軍司令長官，或為總指揮，或支隊長，展開了全國規模的武裝討袁運動。更重要的是于次年又派中華革命黨滇支部長呂志伊回昆明聯絡同盟會和國民黨員中的羅佩金、黃毓成、趙又新、劉雲峰、顧品珍、庾恩暘、鄧泰中、楊蓁、李曰垓、董鴻勛等人，傳達孫中山討袁意旨，密商討袁策略，積極準備武裝起義。又派二次革命時在江西湖口起義失敗的李烈鈞自海外到雲南助唐討袁。這些舉措，充分說明以雲南護國之役為主要的全國各地反袁武裝鬥爭，就是孫中山生前肯定過的，他所領導的中國第三次民主革命。亦即毛澤東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所指出的「孫中山領導中華革命黨時期，進行了武裝的反袁運動。」茲再簡述這些反袁運動情況，證明第三次民主革命勢力之由小而大，由弱而強，終于打倒袁世凱，恢復民國。
大江南北各地
早在一九一四年中華革命黨成立前的六月間，國民黨員凌霄（貴州人）就在湖南常德聯絡同志，攔劫自上海運往貴陽之軍械就地起義，事洩失敗，被袁軍殺害于常德。同月廿八日，湖南國民黨人李國柱奉孫中山命自日本回湘，于彬縣組織人民起義宣佈討袁。又是年初，在日本留學之桂陽人雷瀛奉孫中山命回湘策動起義，他到桂陽後，即聯絡族人雷英在當地軍警中秘密活動，組織反袁武裝隊伍達千人以上，于七月一日在桂陽起義，先後占領永興、宜章、臨武、嘉禾、耒陽等地達二月之久，後以眾寡不敵而失敗，雷瀛遇難，雷英逃亡日本。同月。湖北國民黨人在漢水流域各縣，聯絡退伍軍人，在脈旺咀等處起義討袁，事雖敗北，而漢江流域一帶聞聲震動。這是中華革命黨成立前夕，湘鄂兩省內的反袁情況。七月上旬，中華革命黨成立後，在孫中山的號召和領導下，大江南北反袁武裝鬥爭，更加如火如荼地此伏彼起。最重要的是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五日，中華革命黨總務部長、華東方面討袁軍司令陳英士在孫中山領導下發動的肇和兵艦起義。是役陳親兼淞滬討袁司令長官，楊虎為海軍陸戰隊司令，孫祥夫副之。他們策動與中華革命黨有密切聯繫的肇和兵艦起義，並聯絡通濟、應瑞兩艦協同起義，曾苦戰兩日夜，因薄子明率黨人進攻上海警察局與袁軍激戰眾寡懸殊而退，而孫祥夫率海軍陸戰隊襲奪瑞應、通濟二艦又受帝國主義巡捕阻撓，未能按預定時間進行，瑞應、通濟兩艦又被袁氏新任命的上海護軍使楊善德用重金收買，兩艦反而發砲偷襲肇和兵艦，艦上官兵未及逃出，死傷甚眾，起義即于十二月六日失敗。但在政治影響上，卻取得不小的勝利，因它震驚中外，鼓舞了全國反袁鬥爭的民心士氣，緊接著二十天後，雲南就宣佈獨立，終至推翻洪憲帝制，再造共和。後來黎元洪就任總統，下令宣佈十二月五日為紀念肇和兵艦起義的國定紀念日；同時宣佈「十二月二十五日為雲南起義紀念日，全國懸旗慶祝，放假一日。」因此，我把肇和兵艦起義比做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興領導的廣州起義，把雲南起義比作辛亥十月十日同盟會員發動的武昌起義。
緊接肇和兵艦和雲南先後起義，大江流域各地的反袁武裝鬥爭更加激烈，如一九一六年二月，湖北討袁軍司令蔡濟民策動馬隊、砲隊先後在武昌起義。同月湖南革命黨人楊王鵬等人組織人民武裝攻打長沙的將軍府和警察署。同年四月，江蘇中華革命黨人起義攻打江陰，曾占領吳江。安徽中華革命黨人聯絡大通陸路警察一度攻占榷運局。在江西則有浙江革命黨人潛入策動的玉山縣人民起義；廣豐宣佈獨立。五月，湘鄂人民在中華革命黨的號召和滇黔桂三省已連成一片的影響下，反袁力量愈加壯大，湖南湘鄉宣佈獨立，攻占新化後建立了討袁軍政府；寶慶也成了討袁護國軍司令部。湖北的天門、應城、京山、沔陽一帶人民在中華革命黨人的策動和領導下，紛紛組織武裝起義，圍攻武漢。
以上這些起義不但打擊了袁世凱的反動氣燄，震撼著袁氏搖搖欲墜的「新華宮」，而且使袁氏不敢派北洋軍傾巢南下，進攻滇黔，從而間接地幫了雲南護國軍的忙，全國各地繼雲南起義後的反袁武裝鬥爭，都牽制著袁賊的兵力，都幫著雲南護國軍的忙，都是應當肯定的。
東北各地
如上所述，孫中山曾任命居正為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總司令，許崇智為參謀長。他們受命後，遵照孫中山的決定，于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到達青島，正式成立東北討袁軍總司令部，並配合在此之前，吳大洲、薄子明、劉大同、鄭天一等革命黨人奉孫中山委派在大連先建立的中華革命黨山東支部，展開討袁活動。首先將山東地方革命黨人已掌握的民團和地方軍近一萬名組成兩個組織和五個支隊，以革命黨人朱霽青和劉廷漢分任縱隊長，薄子明、呂子人、趙中武、尹錫武等分任支隊長。後又將由美洲中華革命黨人號召歸國討袁的華僑青年五百多人編入隊伍，先後稱「美洲華僑討袁敢死先鋒隊」、「中華革命軍東北軍華僑義勇團」。繼又將海外僑胞捐款購買的、有日本教官的三架飛機編成飛機大隊參戰討袁，這是中國的革命軍隊有空軍之開始。
一九一六年二月，配合雲南護國軍在川南打響了討袁砲聲，東北討袁軍在居正、許崇智的指揮下，向袁軍開始發動進攻，不到十天就占領了昌樂、壽光、昌邑、高密、益都、安邱六城。同時擴大戰果，向膠東重鎮濰縣東城猛攻，殲滅北洋軍兩個團，俘敵一千四百多人。東城打下後，西城人民即推舉紳商出面勸說北洋軍師長張樹元獻城向中華革命軍投降；同時居正也函勸該師長官宣佈獨立，經過一番交涉談判，西城終于五月廿四日交由中華革命軍接管，廿六日舉行隆重的入城儀式。這是東北討袁軍在居正總司令等人的運籌指揮鬥爭中取得的重大勝利，可與雲南護國軍攻占川南重鎮敘府的勝利媲美。繼濰縣勝利之後，東北討袁圍攻山東省會濟南三次，雖因敵眾我寡未克，但已給北洋軍沉重打擊。而另一路東北軍與吳大洲等所率護國軍則協同作戰，接連攻克鄒平、臨淄、博山、萊陽、即墨：十餘縣，討袁武裝發展到三萬餘人。孫中山對東北討袁軍多次的勝利非常高興，曾派廖仲凱為代表到前線慰勞官兵。此外，吉林、奉天、黑龍江三省，也先後有革命黨人領導的反袁武裝鬥爭。如早在一九一四年春，奉天革命黨人的孫祥夫、劉芝舟、馬明遠等分別在大連、長春、公主嶺等地設立革命機關，密謀反袁，因事洩馬明遠被捕殉難，愈增東北人民對袁世凱的痛恨。
西北各地
雲南人民在唐、蔡李、三公領導下，宣佈獨立起義討袁的消息震動長城內外，對西北人民的反袁鬥爭，同樣起到鼓舞作用。一九一六年二月，山西革命黨人續同溪曾組織人民武裝攻克懷仁縣，並向晉綏發展。與此同時，山西還有民軍多路，分途向張家口、包頭、大同等地襲攻袁軍，使蒙古、綏遠為之震動。同年五月，大同鎮守使、革命黨人孔庚在大同宣佈獨立，並聯合山西、陝西、蒙古各省革命黨人組織武裝，一致討袁，威震長城內外。此外，陝西、甘肅、新疆、熱河、綏遠、蒙古，也發生過由同盟會員、國民黨員、中華革命黨員領導指揮的多次反袁武裝鬥爭，孫中山先生任命的西北討袁軍司令于右任，就是其中指揮者之一。
東南各地
東南各地的反袁武裝鬥爭，以閩粵兩省為主要，特別是廣東。還在雲南起義前的一九一四年，孫中山就命同盟會員朱執信由日本回廣東與鄧鏗一道發動反袁武裝鬥爭。袁世凱竊國逆跡暴露後，中華革命黨人即于一九一五年十月組織武裝，在惠州、博羅、佛山一帶展開反袁活動。一九一六年初，孫中山又委任朱執信、鄧鏗分任中華革命軍廣東正副司令長官，設指揮部于澳門，指揮全省軍民反袁和討伐袁之爪牙粵督龍濟光。成員中還有同盟會員古應芬。朱執信又以司令長官的職位委派羅翼群、林樹槐、鄧子瑜、楊學紳等人為各路反袁討龍軍司令。他們率部在增城、寶安、曲江、花縣、佛山、順德、香山、新會、開平、肇慶、鶴山等十餘縣聯絡軍民，掀起反袁討龍高潮。後來背叛孫中山的陳炯明，也于當時在龍門、和平、南海、廣寧、惠陽、惠州等地舉事反袁。還有曾任國會議員的國民黨員陳俠農也在海南島上發動人民組成「瓊崖討袁護國軍」舉事。這些鬥爭雖未成功，但反袁討龍之聲已遍及全省，予龍濟光以沉重的打擊。福建軍民則于一九一六年四月起義占領閩江上游一帶。至五月，革命黨人又策動福建連江縣宣佈獨立。屏南、松溪、政和、崇安等地，亦曾被福建中華革命軍占領。這些武裝鬥爭都是袁世凱于六月死去的催命符。
西南各地
如上所說，雲南護國起義討袁，是孫中山組建中華革命黨為全國討袁總司令部、發動和領導的中國第三次民主革命的主要組成部份。川東南、湘西、滇桂邊境，為此次革命決定勝利的主要戰場。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繼陳英士發動的肇和兵艦起義後，雲南的同盟會員、革命黨人于是月下旬組成護國軍都督府，推舉唐繼堯為都督，于廿五日向中外宣佈獨立，為第一個宣佈獨立的省。推舉南下來滇之前雲南都督蔡鍔為第一軍總司令，同盟會員，原定討袁第一軍長羅佩金為總參謀長，主張改討逆軍為護國軍的國民黨員李曰垓為秘書長、同盟會員，後于國會中號召拒選曹錕任總統的張華瀾為參軍，下轄劉雲峰、趙又新、顧品珍三個梯團（旅）六個支隊（團）入川南討袁，于一九一六年一月中至二月初，連克安邊、橫江、敘府等戰略要地，繼進取瀘州未克，轉移大洲驛伺機再戰。又推銜孫中山命自南洋入滇之李烈鈞為第二軍總司令，轄張開儒、方聲濤兩梯團進軍桂粵，先收復為袁氏爪牙龍覲光部襲占之廣南，龍部李文富旅繳械投降。繼于百色與廣西護國軍會合，徹底消滅龍軍，長驅入粵，攻克韶關。以唐繼堯坐鎮昆明總攬一切，並兼第三軍總司令，所部劉祖武師、趙式銘團與受袁命攻滇之龍家軍戰于蒙自、建水、箇舊境內，收復箇舊後，復于蒙自擊潰龍家軍殘部逃回江外老巢。又以黃斐章為挺進軍總司令，轄楊杰、葉成林兩縱隊，原計劃挺進黔北，與進步黨人、護國軍滇黔聯軍右翼總司令戴戡所部進攻綦江、重慶。後因袁世凱命龍覲光軍由廣西攻入雲南邊境，進犯蒙個，威脅雲南護國軍大本營所在地昆明，第一縱隊司令楊杰聞報，乃馳馬見黃，改變計劃，于黔境回師，馳奔滇桂邊境，收復龍覲光部攻占要地，與第二軍會師剝隆百色。貴州方面，反袁最力之團長王文華、吳傳聲、熊其勛，皆戰功赫赫。王是國民黨員，後為黔護國軍東路總司令，吳是同盟會員，二人皆孫中山信徒。共率護國軍攻入湘西、與袁軍戰于晃縣、沅州、黔陽、洪江、麻陽一帶、二人身先士卒、吳傳聲中彈殉國于沅州東城外，為護國軍團長中討袁犧牲之第一人。上述諸地與靖縣、通道、綏寧等縣城均先後被王吳所部攻克，並擊潰北洋軍三個混成團，震撼了長江下域諸省。熊其勛後任戴戡部梯團長，在進攻綦江的戰役中，率部連克敵軍要地多處，俘敵百廿八人，聲威大震。惜後死于戴戡與劉存厚爭奪四川統治權之戰中。四川方面，孫中山曾先後任命盧師諦為四川中華革命軍總司令，石青陽為川東區司令，呂趙為川南區司令。後又命中華革命黨員劉伯承（後為共產黨員）王維綱、康雲程等組織起義，協助入川之雲南護國軍。石青陽率部出黔江、石柱、涪陵，進逼重慶，呂部後加入熊克武的護國軍四川招討軍，配合滇川護國軍與袁軍戰于川南。劉伯承與王維綱率四川護國軍第一支隊活動于奉節、萬縣、酆都、長壽一帶，于三月十七日，由劉伯承率領起義軍攻入酆都縣城。是役劉帥因腦頂受傷未能治癒而失去右眼。
此外在中州方面，一九一六年四月中華革命黨人曾在河南寶豐宣佈獨立，並攻占魯山縣城。五月廿七日，信陽一帶人民，在中華革命人的策動下，拆毀京漢鐵路，破壞北洋軍南下攻滇運輸機，並宣佈信陽獨立。
以上簡述，就是孫中山發動和領導的第三次民主革命──討袁護國運動，在全國各地轟轟烈烈開展的事實證明。均詳見各地護國文獻資料。
⒉孫中山先生不僅在國內掀起了洶湧澎湃的反袁革命浪潮，而且在海外華僑中，通過改組各地國民黨支部為中華革命黨支部的活動與反袁宣傳，也激勵了愛國僑胞反袁護國的豪情壯志。由于同盟會發動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孫中山曾被選為中華民國開國大總統，任職雖不久，但他在華僑中的威望，並世無第二人可比。因此凡是他派出的代表到海外各地進行革命宣傳活動，都能受到熱烈的歡迎，取到積極的作用。例如同盟會元老之一的鄧澤如，到海外華僑中進行反袁宣傳和募捐活動，取到的作用就很大。還有許崇智、張明遠、朱執信、胡漢民、鄧鏗、李烈鈞諸公，也曾先後奉孫中山命在海外僑胞中做過革命宣傳工作，開展募捐活動。因此，各地愛國僑胞捐助的討袁戰爭的軍餉，如潮水般地匯到各地討袁軍軍需人員手中。僅我手中部份資料的數目就達大洋五百萬元左右，其中南洋各地僑胞捐助的貳佰餘萬元，緬甸僑胞捐助的廿萬元，泗水中華商會捐助的貳佰貳拾萬元：。又如上述，回國參戰討袁護國的華僑青年總數達五百多人，經孫中山派歸居正指揮。尤其不能忘懷的是黃花崗起義領導人黃克強先生的功勞，他遠居美國，仍和孫中山保持親密戰友關係，一面向旅美僑胞揭露袁氏竊國罪行，發動華僑捐資助餉；一面代表孫中山展開外交活動，制止了美國政府討袁政府的貸款，在外交上取得一次勝利。
⒊在反袁護國運動中，孫中山吸取了三會合組同盟會推翻滿清王朝的經驗，容納各黨各派，組成以中華革命黨為核心的反袁護國統一戰線。這一立論是有理有據的。按說「統一戰線」一詞，本是國共合作抗日戰爭前，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詞的化用，但其實質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打敗共同的敵人。從這一意義引申，我認為我國歷史上的「牧野之戰」，戰國時蘇秦的合縱路線、張儀的連橫策略，東漢末的「赤壁之戰：都可以稱做軍事上的統一戰線。特別是「牧野之戰」時，周武王不但團結了十數路奴隸主武裝，「其會如林」地討伐紂王，還把戰線統一到紂王的內部，使殷軍降周反戈擊紂。由于毛澤東主席曾把這次戰爭，稱做我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人民解放戰爭，所以我補充說：「牧野之戰」，也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一次軍事統一戰線。
孫中山充分估計了袁世凱的軍事力量，必須團結全國各方面的力量，共張撻伐。因而多次致書僑居美洲的、從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時分裂出去的歐事研究會名譽領袖黃克強，表示誠捆，願以總理職讓黃，勸黃回國共伐奸凶。在孫中山的號召和黃克強的勸說下，已經分裂出去的歐事研究會的實際負責人滇人李根源和李烈鈞、熊克武、程潛、章士釗、但懋辛、鈕永建等，都積極投入孫中山領導的反袁陣營中來，分別在川、湘、粵、港：各地，開展各種反袁活動。尤其黃克強先生在美國通過新聞報導，向美國人民說：「吾人帶有孫逸仙博士對美國人民的宣言，吾等希望美國人民了解真理。」表現了對孫中山的擁護，使美國人和華僑認為孫黃一體，革命黨沒有分裂，增強了孫中山先生在國際間的威望，對孫中山領導的反袁革命鬥爭，給予最有力的支持。
以梁啓超先生領導的進步黨而言，在袁氏未稱帝以前，曾被袁利用在國會中排擠國民黨。二次革命時，梁發表《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一文，攻擊詆毀國民黨是「暴亂派」，造成「生靈塗炭」，結果國是日非；污蔑孫中山是野心家，但當袁氏當上正式大總統、解散國會後，就把一向效忠于他的進步黨一腳踢開。梁啓超先生也只好辭去司法總長高位。接著籌安會出籠，袁逆帝制活動公開化以後，梁啓超為了自己的生存和未來的政治舞台上充當一個主角」，一方面在《中華新報》上，向中華革命黨發出許多一只嘆：「猶憶斯時，吾人曾目國民黨為共和急進派、理想派，而自稱吾黨為漸進派、實際派。夫國民黨所主張者，若按理論上言之，實無可以批難之點。」「吾人撫今追昔，轉不得不嘆賞曩時國民黨勇氣青年者流；果有先見之明，賢于吾輩萬萬也。」「為國民黨之政敵百戰不屈之進步黨，亦如日落西山，奄奄欲斃。」而在袁氏帝制自為愈加積極時，梁啓超認為「當此普天同憤之時，我若不自樹立，恐將有煽而之假以張義聲者，我為牛後，何以自存。」于是又發表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一文，表示了反袁的決心。當此之時，畢生大公無私，襟懷可容天地的孫中山先生，毫不紀念梁氏與他為政敵的舊嫌，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初向全國人民褐露袁世凱罪行，發佈第二次《討袁宣言》，並說：「過去同改良派的鬥爭，已成陳跡。今主義既合，目的不殊，本其愛國之精神，相提攜于事實，見仇者雖欲其所快，無能幸也。」孫中山的這一宣佈，連進步黨人也受到鼓舞，積極投入反袁鬥爭行列。除此之外，不屬于任何黨派的各地反袁勢力，也都站到孫中山一邊來，形成全國空前團結的反袁革命統一戰線。
⒋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組成中華革命黨為全國討袁總司令部後，先後發出《中華革命軍大元帥討袁檄》和兩次討袁宣言，對國內外反對袁氏稱帝，擁護民主共和的炎黃子孫，起到積極的思想指導與鼓勵作用。全國各地反袁勢力的蓬勃發展以及武裝鬥爭的勝利，和孫中山發表的檄文、宣言，也是分不開的，可以說是登高一呼，全民響應。如討袁檄文中說：「袁賊苦吾民久矣！世界自有共和國以來，殆未有此萬惡之政府危亡禍亂至于此極者也。……又其甚者：改毀約法，解除國會，停罷自治，裁并司法，生殺由己，予奪唯私；……礦產鬻而國財空，民黨戮而元氣盡。軍府艱難締造之共和，以是壞滅無餘，而賊惡盈矣！……此真天下之大恥奇辱也！」末云：「軍府痛宗國之陸沉，憤獨夫之肆虐，爰率義旅，誓珍元凶，再奠新邦，期與吾國民更始。中原豪俊，望旆來歸；草澤英雄，聞風斯起。諸袁將吏士卒反正及降者，不次擢賞，勿有所向；若有棄順效逆，執迷不復，大兵既至，誅罰必申，雖欲悔之，晚無及也。布告天下，咸使聞之。檄到如律令。」又如第一次《討袁宣言》說：「今長江大河萬里以內，武漢京津扼要諸軍，皆已暗受旗幟，磨劍以待。一旦義旗起呼，義動天地，當以秦隴一軍，出關北指；川楚一軍，規畫中原；閩粵旌旗橫海，合齊魯以搗京左。三軍既興，我將與諸君子扼揚子江口，定蘇浙以樹東南之威，犁庭搗穴，共戮國賊，期可指日待焉。」這樣的檄文、宣言發出後，像陣陣驚雷，震動中外。各地護國討袁之聲，響徹雲表。尤其是孫中山的追隨者朱執信、于右任、居正、戴季陶、葉楚傖、沈玄盧、邵力子、呂志伊、國學大師章太炎，在美國的黃克強，號稱同盟會宣傳部的南社創始人柳亞子、高天梅、陳去病：十幾位大筆桿子，在各地中華革命黨的機關報上，紛紛發表鮮明強烈的討袁文章、詩詞，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宣傳攻擊力量，直奪袁氏之魄。
以上四端，即孫中山發動和領導第三次民主革命之事實證明。
雲南護國起義史被迷蒙的各種論調和原因
依據上述鐵證如山的事實來看，整個反袁護國運動是孫中山發動和領導的第三次民主革命它是孫中山生前肯定過，和不少尊重客觀事實的護國運動史研究者公認的。可是七十多年來，這個運動被一些道聽途說而不認真研究歷史資料的近代史學者、已過世的參加過護國運動、誇大己功的人發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論調迷蒙住了。歸納為四類：
第一類，不承認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的延續性影響和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指導作用，從而不承認孫中山在各地討袁戰爭中的總動員、總指揮地位，把護國運動說成是各黨各派和一些地方實力人物聯合發動的。
第二類是對護國運動中主要部分的雲南起義的歪曲。這以康有為和梁啓超師徒最為突出。康有為曾說：「雲南起義，我命梁啓超為之。」梁啓超在南京發表演說時則謂：「護國之役，吾所指使，雲南何有焉？」由于康梁曾經是清末維新運動的領袖，並且在國內有很高的學術地位，所以二人的言論對史學界的影響很大，如智建中先生主編的《中國近百年史》中就有這樣的論斷：「國民黨人進行反袁活動，更提不出明確的政治綱領，在群眾中影響不大。」又說「反袁鬥爭的領導權落到原來保皇派、袁世凱幫凶的梁啓超等進步黨人手中，這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而最關重要的是自北洋軍閥政府時代起，直到現在為止的中小學歷史課本，敘述到雲南起義討袁這段歷史時，都無隻字談及雲南人民與唐繼堯在雲南護國運動中所起的作用和功績，而是反客為主地獨頌蔡松坡將軍一人。又一九七九年天津師範學院歷史系《中國簡史》編寫組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簡史》則說：「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廿五日，辛亥革命時的雲南都督蔡鍔宣佈獨立，聯絡一些反袁力量組成護國軍，分三路向四川、貴州、廣西進兵。」一九八三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文彥編、蘇壽桐審定的初級中學歷史課本第三冊則寫道：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廿五日，在蔡鍔和李烈鈞的推動下，雲南起義，宣佈獨立。」對孫中山先後派呂志伊等人回滇策動反袁，以及三迤人民和唐繼堯、羅佩金、黃毓成、李曰垓、趙又新、鄧泰中、楊蓁等多次密謀討袁的事實，亦無隻字提及。近則如一九八四年貴州人民出版、謝本書先生等五人合編的《護國運動史》一書中，竟有多處將原護國軍討袁的軍事領袖姓名任意顛倒，有意揚蔡抑唐，甚至不提唐繼堯的姓名。按原始檔案，雲南討袁的通電、檄文、誓詞…都是唐繼堯領銜。唐在宣布雲南獨立討袁初期，是雲南護國軍都督兼第三軍總司令。一九一六年在肇慶成立軍務院時（護國時期全國最高軍事機關）唐被推為軍務院總軍長，而這本書的唐繼堯照片不註明護國軍都督、軍務院總軍長銜，且相片小于蔡，又排印于蔡下。從這些小問題可以看出編者有意抑唐揚蔡的不公平。
第三類是地方主義作祟，且缺乏歷史是人民創造的觀點，又排除孫中山的領導作用，過份誇張唐繼堯個人獨造共和的功績，忘記了全滇人民付出的貢獻和犧牲。但這種情況比較少。
第四類是當年參加過雲南護國戰爭的不少中級軍官的後代，特別是受唐繼堯迫害的將領的後代，或是有功于護國運動後來為唐不容而離滇的將領們，都交口說雲南護國運動是中級軍官發動的，唐繼堯反袁是中級軍官逼出來的，居于被動地位。這種論調在國內省內很多。
以上就是雲南護國史迄今莫衷一是的四種情況。而其被曲解、割裂的原因有五：一是如前所述，康梁貪天之功，抹殺事實，給近代史學界留下不良影響。二是唐繼堯後來背叛孫中山，與陸榮廷拒就元帥職，使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失敗，孫中山曾氣憤地說「南北軍閥都是一丘之貉。」胡漢民甚至有討伐唐繼堯之議。這個影響很大，儘管雲南在中國國民黨中央有不少人做事，每值雲南起義紀念活動，都呼籲改正歷史教科書中的雲南起義部分的錯誤編寫，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就是不改。（最近台灣滇籍人來信，經台灣前監察院長張維翰、同盟會元老李伯英兩滇人之呼籲，台灣中央編譯館已于十數年前，將台灣中小學歷史教科書雲南護國史錯誤部份改正過來）三是北洋軍閥政府時代歷任教育總長、教育部編輯歷史教科書的人，大都是梁啓超先生的朋輩和學生，（范源濂就是其中之一）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中的護國運動部份，皆以梁之說法為編輯依據。一誤再誤，以迄于今。四是人民敬愛朱德委員長和著名軍事理論家，四十多年前被刺于香港的大理人楊杰將軍，對二公先後說過的話「護國起義唐繼堯是被動」深信不疑。五是建國以來雲南人民和有關部門很少關心自己的光榮歷史，不居功，少宣傳，以致在近年的報章上鬧出許多笑話。如說「李曰垓擔任過討蔣護國第一軍的秘書長」；「梁啓超先生曾親來雲南發動護國起義」；「辛亥重九蔡在雲南發動護國起義」；「大觀公園舊有的躍馬南天的唐繼堯銅像是雲南人民為紀念蔡鍔建立的」；如此等等。
但是歷史事實不能一誤再誤地傳給後代子孫。再誤傳下去，還不知要鬧多少笑話！茲就上述論調中最關重要部分略加辨正：
首先要說的是少壯派軍人發動，唐繼堯居于被動地位，是事出有因的，那就是在唐繼堯持重不露聲色；不表態之前，中上級軍官羅佩金、黃毓成、趙又新、顧品珍、楊蓁、鄧泰中、董鴻勛等曾開過多次反袁秘密會議，其中有一次曾決議唐如贊成討袁則擁戴之，不贊成則逐之或殺之，推羅佩金繼唐職。說唐被逼才反袁即根據于此。其中團長級軍官楊華（國民黨員）、鄧泰中（同盟會員）、董鴻勛（國民黨員）等，都是孫中山的信徒，主張討袁最力，說成中級軍官發動起義即基因于此。至于唐繼堯主動與被動的問題，後文另有專論。
對康南海先生來說，在學術方面的成就我很敬服，也不愧曾被稱為「康聖人」。在政治上我則認為先生走的路是由進步而退步的，即變法維新、主張君主立憲變在當時是進步的（當然不如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可是後來在孫中山提倡革命，打倒皇帝時，南海先生卻要決力保皇，退步而為保皇派。迨建立民國已經五年了，連洪憲皇帝都被打倒了，民主共和也將要恢復了，先生又挺身而出，和張辮子一武一文，扶溥儀復辟召書頒行天下，被稱為復辟文聖，又大大的倒退一步。所以先生的「護國運動，我命梁啓超為之」這句騙人話是騙不了人的。
至于梁啓超先生說的「護國之役，吾所指使，雲南何有焉？」這句話，則是妄自尊大，目無雲南人民，欺人太甚的謬論。既曰指使，必有受指使的人，此人為誰？按梁先生的意思和一般人的片面看法，當然是蔡鍔將軍了。果真如此，那末蔡將軍反袁護國的主動性，和積極都被抹殺了。沒有梁先生的指使，蔡將軍也就不會來雲南與唐繼堯、李烈鈞共同討袁了。蔡將軍成了梁先生手中的傀儡了！有位朋友說，指使這句話用于陸榮廷還差不多。我說也差得多。因為廣西陸榮廷將軍起義討袁的功勞，也不能全記在梁先生名下。廣西人民反袁，要陸起義，陸的兒子由京回桂暴死于武漢，人謂係遭袁的毒害，袁封爵時厚粵都龍濟光而薄陸，使陸早懷不滿；黃克強先生對陸的策動；鄰省滇黔起義在前，對廣西在地理上產生的影響；唐繼堯代表李伯英過香港時與陸的代表的接觸以及唐繼堯勸陸起義的信函；難道都不是陸督起義反袁的諸多因素嗎？當然，在護國運動中，梁對廣西陸榮廷的鼓動和幫助是大的，但說陸完全受梁指使則未盡然。
至于「雲南何有焉」這句詢問式的話，我的答復是雲南在護國運動中有的多得很，只不過梁先生昧著良心裝著不見而已。如果梁先生還健在的話，我敢提出幾個問題質問他。一是雲南距北京較他省遠，是反袁的好基地──雲南護國三軍的根據地。三十八萬方公里的紅土地上，梁先生有一寸土嗎？二是雲南有一千二百萬人民獻出自己的子弟近十萬人組成護國三軍，在戰爭中死傷過半，那一兵一卒為梁先生所有？三是雲南于甲午中日戰爭，接著的中法戰爭後，向德國購買了大批洋砲、洋槍、子彈，悉數裝備了蔡松坡將軍的第一軍，到李烈鈞率第二軍出征時，大部是滇人自造的土槍土砲，不管洋的、土的，那一支槍砲是梁先生所有的？四是雲南是個窮省，以一省之財力怎能打敗袁世凱？在此情況下，雲南全省人民節衣縮食，捐資助餉，老人獻積蓄，婦女獻首飾，小學生獻糖果錢，昆明的幾個銀行，外縣的許多商會，捐款者每日絡繹不絕，梁先生知否？五是雲南為了集中財力討袁，公務員減薪，教育費移為軍用，全省各地中小學有的推遲開學，有的停辦。在此情況下，雲南的知識分子在各地辦了許多臨時的不收費的義務私塾，使孩子們不致失學。包括先伯考、先考在內的成百數私塾教師，那一個屬梁任公先生所有？
更要強調的是，雲南各族人民擁有的，最寶貴的是天地正義。自西漢來雲南焚族人民起義討伐王莽起，至護國起義討袁為止的近二千年中，中間經歷彝族人民領袖藍大順兄弟起義，彌渡彝族農民領袖李文學起義，傈僳族農民領袖恆乍繃起義，回族人民英雄杜文秀起義，哈尼族農民領袖田以政起義，臨安馬雲祥起義，騰沖張文光起義，辛亥重九起義，以及一九二七年哈尼族女英雄盧梅貝在元陽、金平一帶領導的農民起義，雲南這塊紅土地就是大義參天的土地。當年昆明市近日樓拱門上大書「正義門」三字，如今昆明正對五華山的大馬路仍保持原名稱「正義路」，就是為了永遠紀念護國起義和所有的歷次起義。它是今日三千七百萬雲南各族人民共有的光榮。梁任公先生問「雲南何有焉？」答曰：雲南有的是參天大義。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6期；民國85年12月2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