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與兩岸印刷學術二十七項第一的交流活動述要
李興才
我從事印刷學術工作六十餘年，其中有四十三年是在大學院校任教。自兩岸開放探親以來，我在學術交流上曾略盡棉薄。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出席北京舉辦的「第七屆世界印刷大會」之後，又特別為我舉辦「中華印刷通史出版座談會」，會中由主辦單位「中國印刷技術協會」和「中國印刷科技研究所」聯名，請文化部副部長高占祥先生當場贈我對聯中堂，聯語是：「熱心促進兩岸同業交流贊中興，倡導出版中華印刷通史展長才。」本文特略述交流經過，敬向鄉長先進簡報概要，並請毋吝賜教，以匡不逮。
◎第一篇台灣學生的印刷碩士論文指導教授
在一九六○年代前後，香港印刷業商會出版的《印刷會刊》（半年刊），乃溝通兩岸印刷業訊息的唯一橋樑，我有一位親戚長輩住在九龍，承他寄我一本，從此我便成了該刊的長期忠實讀者。對隔絕往來的大陸印刷業概況，偶爾有所報導。
一九八一年，台灣還沒有進修印刷碩士學位的管道。文化大學印刷系第五屆畢業的陳和量學棣，第一個考取大陸問題研究所，要撰寫關於大陸的碩士論文，由於他出身印刷背景的關係，所長項乃光教授商請我擔任陳和量的論文指導教授。我考慮再三，建議以「大陸印刷工業研究」為題，並介紹陳和量專程到香港和新加坡找熟人蒐集參考資料和相關文獻，經過十分艱辛，深感巧婦難作無米之炊，困難重重。一九八二年夏，第一篇碩士論文勉強出爐，但限於材料欠缺，貢獻不大。因為這篇論文，只能算是文獻探討和資料分析，對結果與建議，缺乏強有力的實察和驗證依據。不過，對幫助印刷同業瞭解大陸印刷業現況和問題所在，仍頗有助益。我安慰陳和量：「有比沒有好，做比不做強。以後繼續努力！」
◎第一次接觸大陸印刷領導人的印象
我第一次與大陸印刷領導人面對面接觸交流及同席餐飲，始於一九八五年六月在香港舉行的第三屆世界印刷大會開會期間。我追隨印刷學會理事長吳善江為團長的代表團五十人（出席會議者二十二人），包括史梅岑、魏尚敬、蕭耀輝等教授出席，報到後在歡迎酒會上與大陸代表團由中國印協理事長王益所領導的七十五人（大部分是參訪）代表們見面，香港印刷商會秘書長劉學禹先生，首先將我介紹給大陸的團長王益先生，王先生第一句話就說：「我看過您的書，也看過您寫的文章，……」，真使我受寵若驚！因王先生態度誠懇、和靄親切、有長者風度、溫文儒雅，使我留下良好印象，對長久以來政府所宣傳的大陸高幹看法改觀。開幕當晚，主辦單位的歡迎晚宴，特別安排我代表團的團長吳善江、史教授和我三人與大陸、香港、菲律賓的團長和代表坐在首席，大陸團有王益團長、王志高、萬啓盈先生在座，相談甚歡。第一次與大陸高幹同席，合照了照片，並當面拜託王志高先生代為協尋親友。返台不久就收到失去音訊將近四十年的親友來信，喜出望外。
以前在國外，多次碰到大陸同胞，都不敢打招呼，走過「中國國貨公司」門口，也不敢入內，據說有人錄影拍照，回國之後會惹來麻煩。現在想來，真是可笑。
◎第一本《中國印刷年鑒》私帶入台的風險
由於五年前指導碩士論文時，感到大陸印刷資料和文獻極端貧乏的切膚之痛，就第三屆世界印刷大會在香港召開，又有大陸代表團七十五人參加的機會，當然渴望能有所收穫。除了大會分發的各代表團名單、會議資料之外，大陸代表團也贈送我代表團部分書籍，其中以《中國印刷年鑒》（一九八二│一九八三）最符合我的急切需要，但團長在傳閱之時，特鄭重宣布：「這些書絕對不許帶回台灣，以免給代表團惹麻煩。」我仔細看了這本年鑒的內容，概分專題論述、印刷協會、單位介紹、印刷紀事、印刷會議、書刊評比、科技成果、印刷標準、統計資料、印刷史料、印刷業名錄等，並無統戰之類的政治語言，無涉思想與意識問題，除了是用簡體字排印，在內容上並無任何不妥。基於學術研究的迫切需要，我便大膽私自攜帶返台，當時雖然有些擔心危險，幸好平安無事。自此之後，已逐年將大陸所出版的全套印刷年鑒補齊，保存至今。當年環境，凡是簡體字的印刷品，都在禁止之列，明知故犯，便有「通敵」之嫌。要是這本年鑒被查禁，我就成了台灣印刷界的罪人，也可能毀了我的一生。好險啊！別人冒死吃河豚，我是冒險帶禁書！
◎第一次返鄉探親應邀在北京「仿膳」作客
一九八八年二月，陰曆舊年歲末之前，政府開放探親伊始，我夫婦就申請回大陸探親，先到香港，會見老友林和安、劉學禹先生，去廣州搭飛機至昆明、祿豐、北京、南京、武漢探訪親友百餘人，歷時一月返台。
剛到昆明，祿豐縣統戰部派專人親自開車來接，途中問我可有效勞之處？我隨口說了兩位五十年前初中同學中好友的姓名，不知現在何處？我夫婦住進祿豐賓館不到兩小時，便親自帶來了我兩位老同學，他倆都只是小市民，默默無聞的人，令我驚奇不已。到北京，住在小姨妹家，中國印刷協會理事長王益老先生，突然由田玉倉先生陪同來訪，更令我萬分驚奇！因為探親完全是私事，秘而未宣，怎會勞駕王老來訪？事後想想，也許是劉學禹先生透了消息。承王理事長堅邀在北海公園「仿膳」招待吃宮廷宴，我小姨妹伉儷同往，在座還有王仿子副理事長、丁一副秘書長及田玉倉主編等八九人，一席豐盛宴，費人民幣三五○元。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再受印博館招待吃「仿膳」宴，套餐每人人民幣三○○元。
◎第一次與香港印藝學會合辦印刷工業管理研討會
一九八三年創立的「香港印藝學會」，於一九八六年九月，派負責公關的執行委員林和安先生專程來台，與我長談合作事宜，我答應全力支援。次年起，我受聘為印藝學會的名譽顧問，連續至今已滿二十年。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六日止，由香港工業總會支持，星光集團主席林光如先生贊助，與中國文化大學合辦「印刷工業管理研討會」，指名興才偕同趙仁蓉教授、李凌霄講師赴港，擔任義務主講，共計七個講題，外加一場「電子貨幣、包裝設計、品管圈應用」的研討會，利用公餘及假日時間，每天一個講題，每題三小時。報名繳費參加的香港及深圳同業近百人，多半是高階主管，全程出席。研討會結束，頒發結業證書，圓滿成功。
我發覺香港同業舉辦學術研討會，深得產、官、學界的充分支持、竭誠合作、踴躍參與，鄭重其事、有始有終、水平很高、反應良好。我返台之後，曾寫了一篇報導，在《印刷會訊》第三三六期中詳記其事，以供借鑑。
◎第一個「台灣印刷科技探親訪問團」開了大門
一九八八年到北京探親，王益先生面邀：「帶個訪問團回來看看。」一九八九年五月到巴西出席第四屆世界印刷大會，與中國印協理事長王仿子先生和田懷祥教授有多日密切相處，得將組團訪問大陸印刷工業之行程細節商定，返台後即著手組織，邀得志同道合的二十七人參加，包括三所大學的印刷系主任和教授、六家印刷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廠長、兩家印刷雜誌社的社長和部分眷屬，因為僅開放探親，未開放大陸觀光，故定名為「印刷科技探親訪問團」，我與陳政雄被推為正、副團長，魏尚敬、沈金塗為顧問，趙仁蓉、楊崑忠為正、副秘書長，自一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十五日止，正值新春期間，作旋風式地訪問了杭州、上海、北京、西安、桂林、廣州、深圳、香港。訪問團以「發揚印刷文化」為宗旨，以「尋根探源、溝通資訊、增進情感、交流科技、互助合作、光大傳統」為進程目標，計訪問了九家印刷相關工廠、四所大專院校、三個研究所、兩個印刷協會，開了九次座談會，也順便參觀了不少風景名勝，受到大陸同業單位熱烈的歡迎、親切的照顧、坦誠的交流、無微不至的招待，同仁收穫豐碩，滿載而歸，曾將心得撰成《大陸印刷工業初探》一書出版，為兩岸印刷業開了一道大門。王仿子理事長亦親自撰文「海峽兩岸的一次盛會」在《中國印刷》發表，譽為兩岸印刷界隔絕數十年來的第一次盛會、一九九○年的第一枝報春花。
◎第一屆「亞洲華文印藝促進會」在香港召開
香港印藝學會主席余鴻建先生，於一九九○年九月率團訪台，一九九一年四月，余主席又再度訪台，均與我討論到籌設「亞洲華文印藝聯盟」的構想，以為促進亞洲華文地區印刷同業的團結合作及印刷科技的進步。一九九一年三月十四日至十八日，應邀赴香港出席「印刷在亞洲研討會」、「亞洲華文印藝聯盟籌備委員會」及「香港印藝學會執委會就職典禮」。出席「亞洲華文印藝聯盟籌委會」的籌委，包括大陸、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代表台灣的有黃毓麟、吳善江、魏尚敬、楊崑忠和興才等人，尚敬兄並在「印刷在亞洲研討會」上發表了有關版權的論文。
關於「亞洲華文印藝聯盟」，我主張仿照美國GATF的模式，先作學術性的服務和研究工作開始，再發展成為團結合作的組織。事先，中國印協王仿子理事長主張，組織聯盟，會讓外人認為我們搞排外組織，容易引起反感，遭到抵制，恐得不償失。因此「可以做，不能說」，若公開成立組織，不妥。所以籌委會討論的結論是正名為「亞洲華文印藝促進會」。後來也就無人再度提起曇花一現的「促進會」了。
◎第一次「中國印刷工業發展策略研討會」
一九九一年初，上海印刷研究所主持「中國印刷業現狀及其發展戰略研究」，來函向我邀稿，我曾以「為大陸印刷工業借箸代籌」交卷，刊於四月二日出版的《研究報告》第三期。一九九二年，旅美學人周賢孟博士，爭取到在一年一度由美中科技協進會、美中建國學術聯誼會、海外中山學社共同主辦的「美中聯合學術年會」中，增設「印刷科技研討會」，內分兩個專題：一是高品質彩色複製與電子出版，二是中國印刷工業的發展策略。因為第二專題是我向周博士建議的，所以我以私函邀請北京中國印協王理事長仿子先生赴美共同出席，仿子先生覆函：公忙，不克分身參加。
周賢孟博士，在美國各華文報紙上廣發新聞稿，標題竟是：「李興才主持印刷科技研討會，歡迎華裔專家學者與會」。五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在芝加哥舉行時，與會者近三百人，參加印刷專題研討的有四十幾人，大半是我的老朋友，台灣有趙仁蓉教授、陳政雄先生和我三人同往出席，我發表的論文正是「中國印刷工業的發展策略」。中國印刷工業協會六月初也在北京舉辦「印刷工業發展戰略報告會」，我趕不及再赴北京參加，范慕韓會長囑咐：將我在美國發表的論文也在北京發表。乃拜託魏教授尚敬兄到北京與會時，代為宣讀。
◎第一個「中國印刷博物館」的籌建和佈展
我在一九九○年三月發表的「大陸印刷工業訪問記略」中曾提出建議：「籌設印刷博物館的工作，是全體中國人的責任，應予以支援促成，為中國人揚眉吐氣。」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我主持「中華印刷科技學會第一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正式通過提案：「要全力支援贊助。」當場發動捐款得新台幣八十餘萬元，並撰文「籲請共同支援中國印刷博物館的籌建」在會訊發表。貢獻雖小，但已盡了心力。
我是台灣受聘為印博館籌備委員的幾位印刷同人之一，曾多次出席籌委會議、奠基典禮、落成典禮及建館十周年紀念大會，深感榮幸。最重要的是，范主任委員慕韓先生經常函電向我下問徵展及佈展意見。我對佈展方案中決定設置「史前館」，特別堅決地表示不同意見，對「古代館」的隋唐時代發明雕版印刷術，也堅決表示異議。我堅持雕版印刷術是長時期演進的集體創作，沒有確切的發明人和時間地點。因為籌設的是「印刷博物館」，不是「印書博物館」，故建議將「史前館」改稱「源頭館」。最後，籌委會終於採納拙見，印博館總算沒有被搞成「印書博物館」，使中國印刷的歷史，向前延伸了五千年，穩固保住了中國人發明印刷術的光榮歷史地位。
◎第一、二屆「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四日至五日，「中國印刷博物館」在北京召開第二次籌備委員會議，舉行奠基典禮、舉辦「第一屆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我全程參加，並在研討會中宣讀「應從大印刷史觀研究中國印刷史」的論文，強調印書僅是印刷術中的一部分工藝，印書不能代表所有的印刷，印書史不是印刷史，而書史學家卻一直將印書史誤認為印刷史。故應還原印刷史是屬科技工藝史的本來面目，則格局自然大、視野自然廣、心胸自然寬、歷史自然長、涵蓋自然周延，符合印刷是綜合性應用科學的特質，也符合文物專史的原則，有別於傳統的印書史觀，我稱為「大印刷史觀」，這是印刷史上的新名詞。
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印博館落成開幕典禮之後，又舉辦「第二屆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出席中外學者百餘人，發表論文四十八篇，我宣讀的論文是「從長江源頭論雕版印刷術的發明」，以江源為例，強調印刷術是長期演進的集體創作，並非某人於某年所發明。在印刷術發明諸說中，我新創了「江源說」。
◎第一個「北京印刷學院台灣函授輔導站」
一九九三年五月，北京印刷學院與台灣產業情報雜誌社社長楊崑忠先生，簽訂了合作在台灣開辦印刷函授站的協議書，深得台灣區印刷公會和業界的全力支持，從當年的五月到十二月，一共辦了三期共有七十六人參加函授，分在台北及北京印學院面授，考試合格後均取得北京印刷學院的函授部結業證書。參加函授班的學員，都是台灣印刷產業界的領導菁英人物，包括公會、學會理事長、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廠長級的高級主管，每週有半天到產業情報雜誌社上課。我曾受聘講授「人力資源管理」等課程，並編寫講義印發學員。期末，又陪同站長及全體學員親到北京印刷學院面授，參加結業授證典禮。同行的魏教授尚敬兄和我，並對印刷學院師生及一部分印刷廠主管發表專題演講，我的講題有二，一是「廠長在經營機制轉換期的首要工作」，二是「印刷研究教育與產學合作」，算是第一次到該院演講的「台胞」。
台灣區公會呂進發理事長曾當眾戲稱：我們這些老學員，多半都沒有什麼高學歷，以後填履歷表，在學歷欄可以填「北京印刷學院畢業」了。我則調侃自己是「陪公子上京趕考的老書僮」。在兩岸印刷教育交流史上，添花絮一則。
◎第一卷《印刷工業人物志》的編寫和出版
在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會長范慕韓先生號召之下，於一九九○年至九三年間，發動廣泛推荐、組織撰寫、編輯完稿、出版發行了第一卷《印刷工業人物志》，共收入包括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海外各地僑胞中，對印刷工業各個工作崗位上奮鬥、發展，作出成就貢獻人士的經歷紀要，共九十六人。目的是供後人回顧印刷術在中國有悠久的發展歷史作見證，以補長久以來中國發明了印刷術卻找不到文獻紀錄的遺憾。
凡事起頭難。范會長慕韓先生任事，一生以積極負責著稱，在徵集文稿期間，曾四面八方請託幫忙協助，他聘請的七位組稿委員之中，台灣由《印刷與設計》社的吳武勳先生負責邀約台灣地區稿件，另外也託羅福林、黃毓麟、湯加添、許瀛鑑、魏尚敬、楊崑忠諸先生和興才私下提供參考意見。我本人也曾提出二十多人的參考名單，主要包括歷任領導人士及傑出企業家在內，但經吳先生邀稿結果，多半謙辭，久未交稿，致第一卷列入的台灣同仁十一人中，許多被推荐者反而缺席，直到第二卷才大致補齊。現在已出版到第七卷了，對近現代的印刷發展史料，裨益良多。范會長慕韓先生眼光獨到，有先見之明，令人感念和敬佩不已。
◎第一個受聘為大陸印刷學院客座（兼職）教授的台胞
我和魏教授尚敬兄，應該算是首先到大陸印刷學院中對師生作公開演講的台胞。至於對大陸印刷業界演講的，則以一九九○年二月，「印刷科技探親訪問團」副團長陳政雄先生和秘書長趙仁蓉教授，在北京新華印刷廠所作的演講為最早。就在我和魏尚敬教授於一九九三年二月在北京印刷學院對師生作專題演講的同時，我受聘為該院兼職教授。一九九七年九月，武漢測繪科技大學印刷工程學院，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測繪總局批准，聘請興才為客座教授，西安理工大學印刷包裝工程學院也聘我為兼職教授，可惜他們指定前往講學的時段，適值我在台課務正忙，後來竟不幸大病一場，雖然歷經半年之後恢復了健康，但已時過境遷，在我心中仍然留下未能踐約的歉疚。測繪科技大學併入武漢大學之後，直到二○○六年五月，我應邀出席武大主辦的「第一屆圖像傳播國際會議」為keynote speeches之一，才進入武大校園，上了一次講台。此時，我已是八十二歲之老翁矣。
◎第一批來台參訪的大陸印刷領導人士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五日，中國印刷博物館籌備委員會委員，中國印刷公司總經理王志高先生，北京印刷學院教授魏志剛先生，由香港印藝學會主席李春霖先生陪同來台，為印刷博物館籌募建館經費，適值我擔任理事長的中華印刷科技學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年度論文研討會在中央圖書館大會堂盛大舉行，原訂議程中安排有兩小時要請王志高先生和魏志剛教授發表演講，以加強募款的宣導，但因某位有心人士刻意強力阻撓，致使兩位遠道貴賓未能出席演講，雖然在理監事晚宴中邀到兩位貴賓參加，但因與眾多的會員隔絕，對在台募款的績效大受影響，使第一批來台參訪的大陸印刷領導人之行，美中不足。
一九九四年十月，印刷博物館籌委會主委、中國印刷工業協會會長范慕韓先生，親率副主委、中國印協理事長王仿子先生、委員北京印刷學院院長周興華教授、辦公室主任、中國印工協會秘書長武文祥先生、委員中國印科所長沈海祥先生等五位高級領導人聯袂訪台十天，走遍台灣北、中、南部印刷產學各階層，交流座談。因為層次高、接觸面廣、時間長，歸後各撰心得，出版《初訪台灣》一書。我特邀五位貴賓參訪中國文化大學，與董事長、校長及師長座談、晚宴，周院長興華教授並對印刷系、所師生作了一場精闢的演講。是為最成功、影響最大的一次參訪。後來賡續來台參訪和講學的大陸印刷領導人及學者專家，如王選、李守仁、魯兵、陳堃銶、潘吉星、武文祥、王德茂、張雙儒、張樹棟、龐多益、謝普南、王永寧、田懷祥、許文才、鄒毓俊、周世生、嚴建、陸志偉、方毓彬、何遠裕、韓琦、崔文志、蒲嘉陵、萬曉霞……絡繹於途。
◎第一本包涵兩岸三地的《中國印刷業大全》
一九九○年，由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編寫出版了中國第一本《中國印刷業大全》，中外均予好評。一九九三年，為了適應改革開放後的情勢需要，在中國印刷工業協會會長范慕韓先生領導下，由王世玲教授主編了新版的《中國印刷業大全》，於一九九四年四月出版。這本皇皇鉅著，計一百六十餘萬言，Ａ４開本一千面，內容分為綜合、技術、企業選介、教育科研、企業改革、質量標準、企業名錄等七篇。重點選介了近八百家印刷企業單位的簡況。選刊了近萬家印刷企業名錄，選登了常用印刷質量標準，切合實用。地區包括大陸、台灣、香港。台灣地區刊出簡介的有三十三家，登入名錄的有二百二十三家，是為創舉。
意外的是，我竟與王益、王仿子、萬啓盈三位前輩同被列名該書編輯顧問，魏教授尚敬兄與楊崑忠先生，在該書五十九位編輯委員中列名，表示對該書的編輯，我們曾出過棉薄之力。這也算是破天荒的一項創舉。
◎第一、二屆「兩岸三地印刷傳播高等教育研討會」
一九九六年六月八日至十四日，我主持的「印刷傳播興才文教基金會」，應中國文化大學印刷傳播學系之請，贊助台幣三十萬元，為配合該系三十週年系慶，邀請旅美印刷學人羅福林教授及兩岸三地設有印刷系所的十三所大學院校教授代表，在台北華岡中國文化大學舉辦「兩岸三地印刷傳播高等教育研討會」及座談會，並作產業單位參訪活動，大陸各院校出席教授共十二人、香港出席教授一人，台灣出席大學院校師生及業界代表二百餘人，發表論文二十三篇（二天），計系慶活動半天、座談會半天，參訪各單位三天，收穫豐碩，出版了論文集及活動紀要。大陸及海外蒞台貴賓，由主辦單位負擔往返機票及食宿費用，是召開研討會少有的例子，受重視的程度可想而知。
印刷傳播興才文教基金會在第四屆第七次董事會議中通過提案，贊助舉辦「第二屆兩岸四地印刷傳播高等教育及人才交流研討會」經費台幣二十萬元，由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策畫執行，原訂二○○七年四月舉行，因故延至六月十四日至十八日順利實施，計出席兩岸四地十八個印刷學術相關單位代表及業界領導人士百餘人，發表論文十九篇，後在論壇作了總結，參訪大學四所、企業及研究中心四家，另外安排三天的重點觀光，產、學交流，七次正式宴會聯誼，舊雨新知，十分歡快。在歡送晚宴席上，我以近作書籍五種六冊分贈嘉賓，另託陳昌郎教授分贈《中華印刷通史》修訂版光碟片。主辦單位及貴賓互贈紀念品留念，並於事後彙整研討之論文及研討會活動紀要，出版專集一冊，分贈留念。同時共同商定：第三屆兩岸四地印刷教育研討會於二○○九年由北京印刷學院主辦。
◎第一位邀請來台講學的大陸印刷專家
一九九四年十月，五位大陸印刷領導人訪台，我當面商得范慕韓會長推荐，邀請武文祥先生來台講學二週。後因武先生工作太忙，直到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澳洲世印會後才順道來台，至五月四日止，共作了六場巡迴的公開演講，並南下台中、台南、高雄參訪同業工廠，作廣泛交流。
武先生來台講學，費用由興才文教基金會負擔，邀請則由文化大學發函，演講輪流在文化大學、印研中心、台灣師大、台灣藝大、世新大學、印刷公會分次進行。六個講題是由我提出要求，與武先生共商決定，對台灣產、官、學界，有極大助益。詳細經過，我曾撰紀要在《印刷會訊》發表，現僅以歡送晚宴中致贈的感謝銘牌蕪詞見證如下：
文武全才，（學驗俱豐，三棲忙人；有約已久，延期成行。）
有教無類；（六講主題，畫龍點睛；結論建議，集其大成。）
深化交流，（合力協辦，分享同業；雙向溝通，產學兩宜。）
兩岸同惠。（舊雨新知，頃心交誼；南下參訪，彼此受益。）
◎第一部《中華印刷通史》的編印與修訂再版
我於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次返鄉探親，訪北京印科所，與張樹棟先生等座談時，同感於過去由書史學家寫印刷史，均以印書史越俎代庖一事的遺憾，希望能有真正的印刷史出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我發表「應以大印刷史觀研究印刷史」的呼吁。一九九六年六月，我發表「江源說」：闡明印刷術是長期演進的集體創作，沒有確切的發明人和時間起點。以上淺見，獲得甚多學者專家的認同，乃與張樹棟先生合作，擬訂《中華印刷通史》的編著和出版計畫，邀請十多位印史學者和印刷專家分工合作，所需經費全部由我創辦的「印刷傳播興才文教基金會」負擔。張樹棟先生負責統稿和主編，我負責審訂及發行，歷時三年有餘，完全按照大印刷史觀及江源說的思路，撰寫印刷科技工藝技術發展的歷史，涵蓋自新石器時代至當代約六千年，凡一百三十餘萬言，一九九八年十月在台北出版正體字版，一九九九年九月，在北京出版簡體字版。二○○三年，又重新修訂，增補史料，圖文增至一百五十餘萬言，涵蓋歷史延伸至二○○二年底止，在台灣出版者，全部免費贈送，並發行光碟。在香港《大中華印藝網》全部上網，公開流傳。這是古今中外第一部印刷通史，更是捍衛中華民族印刷術發明權之爭的第一利器。
◎第一次「印刷術語名詞標準（規範）化論壇」
一九九八年五月初，我偕張和雄先生同赴北京洽談《中華印刷通史》編印事宜，回程停留香港出席印藝學會十五週年慶祝大會及在官塘工業學院舉行的「印刷術語名詞標準化論壇」。計有北京、上海、武漢、西安、山西、四川、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台灣的專家學者六十餘人與會，於五月七日至八日共舉行兩天，發表論文十五篇（有我一篇），並進行了充分的討論。第一天由曾昭學教授和吳競輝主席主持論文報告。第二天上午由興才主持「印刷名詞標準化原則」的討論，下午由名翻譯家丁一教授主持「印刷名詞共識」的討論，曾獲致若干重要的初步結論，摘要如下：
⒈「印刷術語名詞標準化」正名為「印刷出版名詞規範化。」⒉印刷出版名詞的規範化，十分重要，也十分必要。⒊推動名詞規範化的工作，以新名詞為優先，應遵守的原則是：①義譯為主，音譯其次。②注意科學性和準確性。③符合漢語的規範性和習慣性。④簡單明瞭，照應中外文的對應性。⑤第一次出現時，要中外文對照，並作解釋。⒋現有名詞，將英文名及各地區不同譯名對照並列，由印藝學會整理發表，以利溝通交流。
直到現在，《印藝學會月刊》還特闢「三地互動情報」專欄，繼續交換印刷名詞規範化的各種意見。我以為，求互通交流較易，要硬性統一各地區現有名詞成為標準名詞，不太可能。
◎第一部《中華印刷通史》新書發表會及印刷史研討會
一九九八年十月，《中華印刷通史》正式出版，我依約邀請主要作者張樹棟、龐多益兩位先生（另鄭如斯教授未來）來台參訪，並出席十一月六日舉行的「新書發表會」、七日舉行的「兩岸印刷史學術研討會」。不巧我因病住院，分別委請魏裕昌博士代我主持，請蕭耀輝教授代我致詞，請魏尚敬教授代我宣讀論文，僅抱病出席十天後的歡送晚宴，致贈感謝牌。
出席新書發表會的貴賓，除了兩位作者為焦點之外，包括文大、台師大、台藝大、世新、南華各院校院長、所長、系主任、教授、印刷公會理事長、出版協會秘書長、印刷學會理事長、印研中心董事長、總經理及業界代表等約七十人參加，發言踴躍，語多推崇讚揚，當場贈書，作者簽名，氣氛非常熱烈，報刊均有報導。
「兩岸印刷史學術研討會」，雖然只有四篇論文發表，因是安排在文化大學舉行，由於內容題材詳盡深入，出席踴躍，反應熱烈，非常成功。魏裕昌博士曾有紀要專文在印科學會會訊第七四期發表，為第一次在台灣研討中國印刷史留下紀錄。
◎第一次與雲南師範大學組團互訪印刷教育
一九九○及九二年，我兩次受雲南印刷協會邀請演講，曾建議及早開辦大學印刷教育，以發展雲南的印刷工業。讀一九九九年二月出版的《印刷世界》王建軍女士文，欣聞雲師大已開辦「現代印刷技術專業」教育，乃寫了一篇「我對雲南印刷高等教育的淺見」短文在本文獻二十九期及《印刷世界》八八期發表，旋受雲師大函電邀我組團往訪。我立即約了台灣三所大學的印刷系主任魏裕昌、羅梅君、陳其陽，印刷學會副理長張和雄，印刷公會教委會主委魏尚敬與我六人，於十一月十三日至昆明雲師大參訪九天，先後與校長、院長、系主任及老師座談。與雲南出版局及印協、印研所等主管座談。對師大技職學院師生及產業單位主管作了五場專題演講，出席六百多人，座無虛席。也順便遊了古蹟名勝。
二○○○年六月七日至十六日，我邀請雲南師大及雲南出版局領導人嚴建、陸志偉、方毓彬、熊術新、羅驥、楊林、楊廠生、王建軍等八人來台參訪各印刷院校交流，為期十天，收穫豐碩，雙方各有專文報導心得，彼此借鏡，取長補短。開了與單一學校對等交流的首例。
◎第一個連繫兩岸三地印刷學術的《大中華印藝網》站
香港林和安先生，乃電子專家，自營電子器材公司，一九八四年以客卿加入「香港印藝學會」，三年後連續至今，均連任執行委員，主持公關工作，對兩岸四地的交流與合作，貢獻良多。一九八六年九月，他代表印藝學會專程來台與我聯絡，從此建立了深厚友誼。一九九八年，香港辦「中華印刷之光」展覽會，我基金會所出版一百三十餘萬言的《中華印刷通史》亦為展品之一，令林先生深受感動，萌生創設《大中華印藝網》以求快速推廣印藝傳播的強烈意願，我深表支持，同意所有資料均提供免費上網。一九九九年三月十八日，網站正式開通，中華印刷通史及相關資料全部上網，內容不斷增加，如網上學苑、印刷書刊、網上資源、新聞中心、印藝論壇、招聘求職等等，突破地域限制，無遠弗屆。
林和安先生不是印刷人，不做印刷生意，我說他「是不務正業的電子人」。林先生對印刷學術的熱心服務與卓越貢獻，作重大付出而不求任何回報，是可敬的奇人，也是印刷業的恩人，我衷心敬佩！他說：「建網是表示對李教授的崇敬。」我說：「是和安兄給我的鼓勵與愛護。」
◎第一次在北京舉辦的「第七屆世印會」及三個會外會
「第七屆世界印刷大會」（Seventh World Print Congress, WPC7），於二○○一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北京人民大會堂盛大舉行，同時有六天「國際印刷技術展覽會」的盛大展覽。我參加過第一、三、四、七屆世印會，第一屆是代表兼秘書、第三屆是代表兼顧問、第四屆是代表兼副團長、第七屆是代表兼名譽團長。以大會的場面和規模來看，第七屆是空前的，我敢斷言，以後在世印會中也是絕後的。人民大會堂的會議廳，可容三千人以上，開幕那天，全廳座無虛席：大會堂的宴會廳，可容六十桌酒席，歡迎晚宴也座無虛席。由大會堂移往北京國際會議廳開「高層首腦論壇」（研討會），六十輛大型遊覽車一字排成長龍，由警車開道，馬路淨空。在任何國家也難有如此氣魄及能耐。
台灣出席七屆世印會的，也史無前例，代表團成員四十一人，另自行組團及個別參加者合計，超過一百人。只是代表團報名遲遲未能完成，因註冊費尚無著落，最後由我興才文教基金會贊助十五萬元，才完成了末批的報名手續。代表台灣的三位印刷學會和公會理事長蕭耀輝、袁榮華、呂進發先生，在大會開幕時坐上了主席台，晚宴時也請入首席，為台灣增光。
世印大會結束，我受主辦單位之邀留下，緊接著又連續開了三個小型會議：一是印博館顧問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二是中國印刷史研究會成立會、三是《中華印刷通史》出版座談會，台灣僅有我一人全程參加。世印大會及三個小型會議的經過情形，《中國印刷學會年刊》已有專文詳載，不再詞費。
◎第一本《當代中華印刷史文選》的編印出版
坊間出版的印刷史論文集已不少，但指名為「當代」、「中華」、「文選」的，未曾有過。原因是我與張樹棟先生共同策畫，邀人合作編撰的《中華印刷通史》，是在「大印刷史觀」和「江源說」指導之下完成的，從初版到修訂版發行以來，基本上，以往書史學家誤以印書史越俎代庖印刷史的桎梧枷鎖已被打開，讓印刷史由印書史還原為印刷科技工藝史的本來面目，由傳統的印書史觀轉進到「大印刷史觀」，已獲得學者專家的普遍認同，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發展印刷工業的轉捩點，更為印刷歷史的研究，展現一片藍天，開闢一條寬廣的道路。
印刷傳播興才文教基金會，為了留下這一重要轉折的紀錄，特與張樹棟先生選編此書，所收論文，限當代中國人所作，有關「大印刷」及「大印刷史觀」的文章，一律按原來發表先後日期順序排印，共得二十三位作者之論文五十篇，其中，張樹棟與我各十四篇，為「大印刷史觀」的轉進成功，暫作一個總結。該書只贈不售，故先聲明不致送稿酬。承印刷史研究會會長武文祥先生惠予作序，吳學起博士贊助印製費用，敬申謝忱。我為選編及發行此書而感到欣慰，藉此對張樹棟先生答謝。
◎一年內我出席了兩岸四地四個第一次舉辦的印刷盛會
二○○六年五月四日至五日，我出席台灣印刷七團體在深坑聯合舉辦的「第一屆印刷高峰會議暨台灣金印獎與印刷產業貢獻成就獎頒獎典禮」。約有二百人出席，我受聘為金印獎評審委員並被推任評審長，也是七位受頒成就獎得獎人之一。
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我出席香港印刷資源中心在深圳舉辦的「印刷資源百期暨國內版創刊一周年『印刷話當年』慶祝活動座談會」，安排名家為百位資深印刷人作團體攝影、舉行座談交流、廠商及業界精英報告成功經驗、五百人的盛大晚宴、贈獎摸彩、參觀工廠等，會後出版精美專集，詳記其事。代表台灣出席的有呂理事長進發、陳理事長來雄、張理事長中一、陸副理事長兆友、陳執行長政雄和興才等六人。
五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我出席武漢大學在武昌舉辦的「第一屆圖像傳播國際會議」（TCGC,06），有美、日、瑞典和中、台、港知名學者主講，發表論文七十六篇，出版論文集二鉅冊，台灣出席的有魏裕昌、王祿旺、羅梅君、陳昌郎、張中一、廖信和興才等二十三人，其中包括四所大學的研究生十人。我是專題演講人之一，會後曾分贈與會者《中華印刷通史》修訂版光碟及書本給相關各大學。
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我出席中國印刷博物館在北京舉辦的「印刷博物館建館十周年慶」（與會者約六百人）、「印博館顧問委員會議」（與會者四十餘人）、「印刷史學術研討會」（與會者六十餘人）。台灣僅有呂理事長進發與我二人受邀出席，呂受聘為副主任委員，我受聘為委員，在研討會中，我被排在第一順位宣讀了一篇為印刷史作總結的論文。
以上四個大型集會，有五個共同的特點：
一、均是第一次舉辦。
二、出席者來自四面八方，人數均在二百人以上。
三、會期均在二天以上。
四、會議內容均與兩岸印刷學術發展密切相關。
五、我均被列名貴賓（應是年長之故）。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37期；民國96年12月2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