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金三角國軍血淚史》座談會側記
羅秋昭
一、座談會的講題和主講人
覃怡輝博士的新書《金三角國軍血淚史》於八月底由聯經出版公司正式出版，並於九月一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的中型會議室，召開了一個新書發表的座談會，原本六十人的馬蹄形會議室，由於受邀人員（包括相關學者、當年的國軍或孤軍代表）的踴躍出席，還必須從隔壁會議室搬進許多的椅子，把整個會議室都坐得滿滿的，估計出席人數至少超過七十人以上，令主辦的單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海外華人研究群）大感意外。
座談會的規劃是分為兩個場次來進行，第一場的三位主講人是針對「國軍反中共、泰共和緬共的戰爭」和「柏楊所謂國軍被政府『遺棄』的艱辛」兩個講題發言，而第二場的三位主講人則是針對「國軍迫於生計不得不從事鴉片的『走私』？」和「國軍子女成為所謂『國際孤兒、新難民』？」兩個講題。本來，第一場是由十點到十一點，第二場是由十一點到十二點，但因為座談會的主辦教授朱浤源博士致詞歡迎來賓和介紹主持人和主講人，使用了十分鐘，所以兩場的座談也隨之各延遲十分鐘才開始和結束。
第一場座談會是由中研院亞太研究中心的助研究員張雯勤博士主持，第一位主講人是來自美國的職業外交官並擔任過三年泰國清邁總領事的理查‧吉普森（Richard Gibson）先生，第二位是近史所的年輕助研究員吳啟訥博士，第三位是來自日本東京大學的更年輕的博士候選人若松大祐先生。第二場座談會是由近史所的研究員陳存恭先生主持，三位主講人中的第一位主講人是李拂一老先生，他是一位一○八歲的人瑞，他曾擔任雲南西雙版納地區佛海縣的國民大會代表和車里縣的縣長，同時也是著名的傣學專家，當年李彌前往滇緬邊區收留殘餘國軍時，為借重他的滇南人脈，特別力邀他一同由台灣前往滇緬邊區；第二位是來自大陸北京社科院的助理研究員張西女士，她是由警界轉入學界，專門從事鴉片等毒品的實況和犯罪行為的研究；第三位主講人則是作者本人，因為筆者曾到泰北擔任志工老師和校長三年，對泰北學生的國籍問題稍有接觸和瞭解，所以主辦單位請筆者出來代打。
二、第一場座談會
座談會經由主辦人朱浤源教授致詞歡迎所有來賓及介紹兩位主持人、六位主講人及部分重要來賓之後，即由張雯勤博士主持第一場座談會，她以中英文介紹了遠自美國而來的理查‧吉普森先生後，即請吉普森先生報告。吉普森首先簡短說明他和陳文華先生的合作研究及和覃教授結緣的經過，即開始敘說美國如何開始介入李彌部隊的始末。中國大陸淪陷後，杜魯門總統本來刻意要和駐守台灣的蔣介石保持距離，後來因為冷戰的緣故，才逐漸變得比較接近。一九五○年春天，李彌決定前往滇緬邊區收容舊部，並向國府請求金援，但國府財政困難，愛莫能助，於是李彌乃潛往香港尋求美國的援助，亦得不到回應。直到同年六月韓戰爆發，李彌於八月在曼谷與美國的Erskine將軍先後接觸兩次，達成初步協定，並於十月得到泰國披汶政府的協助。到十一月，因為中共志願軍進入韓國參戰，美國內部對李彌部隊有兩種不同的主張：國務院主張讓李彌部隊向緬甸解除武裝，撤退回台；而國防部或中情局則主張支援李彌反攻雲南，以牽制共軍。在討論的過程中，雖然中情局局長本人亦反對「支援李彌反攻雲南」一事，但因為杜魯門基於另外的政治考慮，而於十二月批准了支援李彌一案。李彌得到了美國的金錢和武器的援助之後，於是次年五月廿一日即下令反攻雲南，只是因為種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到七月初即潰敗再退回緬甸。幾個月後，美國即全面停止金援李彌。和聯合國一樣，美國也給予台灣很大的壓力，最後國府終於被迫把李彌部隊撤退回台。由於主講人發言的時間只有十五分鐘，而他的演講又要花一半的時間由陳文華先生口譯，所以他的演講內容只能講到這裡，未能再繼續多講，十分可惜。
第二位發言的主講人是吳啓訥博士，他十分謙虛客氣，自稱實在沒有能力來評論覃教授的這本大著，他只是來向大家報告一些讀後的感想和所獲得的啟示而已。首先在感想方面，他認為覃教授這本非常具有開創性，其他同類的著作，例如英文方面Young（1970）所寫的《Nationalist Chinese Troops in Burma》和柏楊（1964）所寫的《異域》等，都無法與之相比，因為這本書所參考使用的史料，不但參考使用了國防部、外交部、國民黨黨部的檔案資料，而且還能掌握到不少該部隊的原始文件，更進而對許多當年的官長進行了訪談，所以它是一部傑出的歷史學術著作。
其次在啟示方面，吳博士提出了三個要點。第一，李彌部隊之所以能在國境外生存，實在是由於當時冷戰的格局和秩序，李彌部隊恰好可以成為美國的一個棋子，可以為美國的利益作所服務和貢獻，所以美國願意助以一臂之力，但後來美國發現期望落空，於是就棄之如敝履。第二，當時中南半島國家除泰國外，其他國家都是英法兩國的殖民地，都是剛剛獨立或是正在爭取獨立，在政治上正處於轉型期之中，加以其國內種族的多元和對立，國家的合法性不強，政治局勢也並不穩定，這時忽然闖入一支身經百戰的國府部隊，雖是殘餘部隊，也令這些新興國家招架不住。第三，國共兩黨的內戰，本來乃是一場民主（國民黨）和專制（共產黨）之爭，理論上應該是民主可以戰勝專制，但是在事實上卻是擅走群眾路線和擅用統一戰線的專制，戰勝了強調人人自由平等但事實上卻是黨派內外惡鬥的民主，所以，在國民黨的民主之中，一定是缺少了某個或某些要素，有待國人去深思、研究。
第三位主講人是若松大祐先生，他首先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讓他有機會來對覃教授的這本大著發表一些意見。他說，他對孤軍的歷史很陌生，因為在日本，大家都是把研究的焦點放在台灣的文學之上，柏楊的《異域》在日本並沒有日文的翻譯，所以沒有人談論這個孤軍的事情。但是因為若松先生曾經去過泰國的美斯樂，知道住在那裡的人，居然是過去來自中國的部隊和軍人，這個現象引起他很大的好奇心和興趣。他說，美斯樂最早的居民既然是第五軍的部隊官兵，所以他們就是一種軍事的移民，和當年日本在滿州和台灣的移民，甚至和西方國家在世界各地瘋狂的移民，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至少是相似的。但是，美斯樂軍事移民的命運或宿命卻和日本、西方國加大不一樣；因為在美斯樂的軍事移民（包括跟隨他們而來的平民或難民）自從移民到那裡之後，他們居然就永久居留在那裡了，成為了永久的居民；但是日本和西方國家的軍事移民，他們在戰敗或殖民地獨立之後，他們就紛紛被迫或自願地、幾乎是全部離開其殖民地而回去其母國，只有非軍事的移民才會選擇永久居留在殖民地或入籍於該新興國家。誠如前面的吳啓訥教授所分析，認為冷戰時期是孤軍能生存於金三角的一個重要因素，那麼冷戰因素是否也是軍事移民可以永久定居其殖民地的原因呢？他想以此問題就教於大家。
三位主講人報告完畢之後，接著就是開放自由發言的時間。第一位發言的人是孤軍代表李學華先生，他首先對覃博士完成這本鉅著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感謝，接著他就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議。第一點，他認為覃著對丁作韶的部分寫得少了一點。丁作韶是一位留法博士，孤軍初入緬地時，他因代表孤軍和緬軍談判，結果被緬軍扣留，後來被移送至眉苗的監獄，因而結識也被囚禁在那裡的克倫邦領袖。後來克倫邦的領袖獲釋後，即前往猛撒尋求和李彌的結盟，這是丁作韶的媒介之功。只是後李彌和克蒙兩族的結盟動作太大，被緬甸解讀為李彌欲協助克倫叛軍推翻緬甸政府，被緬甸指為干涉內政，告到聯合國去，導致後來的撤退。第二點，美國在冷戰期間領導自由世界的反共，在採取「有限戰爭」的政策之下，不但未能全力支援堅定反共的國府，反而兩次強迫國府將金三角的國軍撤退回台，最後終於讓美國吃足了越戰失敗的苦果。
第二位發言人是三頭馬車時期情報局一九二○區時期的國軍代表翁衍慶將軍。他說他當在緬北服務時，年齡是在二十五到三十之間，應該算是第三梯次撤台的國軍。他本來對前面兩個時期的情形不甚瞭解，所以十分期待和歡迎這本書的出版。他說，國軍之所以能在金三角或緬北這個地方生存和發展，是有其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的；天時就是時機，當國軍進駐當地時，緬甸還是個新興國家，政府的統治力量很小，根本還達不到這些邊疆地區；地利就是當地有山有水，還有不少夠大的河邊小平原，居住在當地少數民族的生產不但可以自給自足，甚至還有餘糧供給新來的國軍；在人和方面，金三角地區的各個少數民族大體上在雲南境內也有，彼此之間的軍民關係很容易做好，所以國軍之進入該地，雖是進入了外國，但還是如同仍在國內一樣。國軍的政策是：我們主要的敵人是中共，一定要全力打擊；緬共、寮共、泰共雖是次要敵人，但原則上是採取河水不犯井水的政策；而對駐在國則是採取親善友好的態度。
第三位發言人是孤軍代表蔣少良將軍，他不徐不急的說：「中研院前院長吳大猷先生到大陸訪問回來，記者問他有何感想？吳院長回答說：『人家全國上下都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更知道如何做。』」接著，蔣將軍就套用吳院長的這句話來讚揚覃教授：「覃博士知道這本書要寫什麼，更知道如何寫」，他認為覃教授的這部鉅著是寫得「言之有據，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言之有用，言之有序，言之有趣」，然後分別舉出書中之例，說明該書為什麼是寫得「有據、有理、有物、有用、有序、有趣」，真是煞費了苦心。歸納一句話，他就是對該書讚揚有加。
這時候雖然還有人想要發言，但是由於時間的限制，座談會主持人張博士乃請他們等到第二場的自由發言，宣告第一場座談會到此結束。
三、第二場座談會
接著，再由陳存恭教授繼續主持第二場座談會，第一位主講人是一○八歲的人瑞李拂一。李老先生的發言除了簡要批評柏楊《異域》一書的不正確，和讚許覃博士之書的信實可徵之外，講話的內容主要是針對鴉片的問題而來。他說，英國是一個重利輕義的國家，他們的政策是「只有永久的利益，沒有永久的敵人」，因為這樣，所以緬甸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之後，在緬甸境內，鴉片是可以自由種植、自由流通、自由買賣的，一直到緬甸獨立後，還是維持著這個傳統；只是因為鴉片只適合種植在緬甸撣邦的北部山區，所以鴉片的自由買賣，事實上就等於只限於撣邦一地而已。至於鴉片為什麼只適合種植在緬北的撣邦山區，於本場座談會的自由發言時，孤軍代表李學華為此作了一個很清楚的補充說明。原來是鴉片的母親「罌粟」的生長條件是很挑剔的，並非任何地方所種植的罌粟都能開花結果。罌粟的最適生長條件到底挑剔到什麼程度呢？第一，它上午要有充足的日照，下午則要陰天；第二，它要白天炎熱，晚上則是越冷越好；第三，它開花的時候不能下一滴雨，否則就無法結果。要怎樣的地方才能符合這些條件呢？顯然的，緯度較低的熱帶地方不行，因為它晚上太熱；平地不行，因為它下午不陰涼；太冷的地方也不行，因為它白天日照不足；因為在金三角地區，只有緬甸北部和雲南南部，面向東方的、海拔至少三千公尺的高山坡地才會具有這樣的條件，只有符合這種條件的高山坡地才是適合種植罌粟的好地方。由於適合種植罌粟的地方非常有限，所以其鴉片產量就很少，於是其價錢就很貴。
此外，人瑞李拂一老先生的講話中也透露了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訊息。他說：當李彌的部隊正式成立之後，李彌曾問他希望擔任什麼職務？李拂一認為李彌身邊應該有一個朋友，如果他擔任了某個職務，他就成為李彌的部下，就不能再做朋友了，於是他就決定不在李彌部隊中擔任任何的職務。後來，就因為李拂一在部隊中沒擔任任何職務，於是引起參謀長錢伯英的錯誤猜測，認為李拂一在暗中秘密違紀替李彌做鴉片的生意，所以曾經開口向李拂一要十萬銖泰幣；李拂一私下徵詢李彌後，知道不是李彌要這筆錢，乃是錢伯英要敲他竹槓，於是李拂一就不給他。顯然的，錢伯英已經探知李彌有做鴉片的生意，只是不知道李彌交給誰去做而已，後來他猜是李拂一，結果他猜錯了。
由於李老先生講話速度很慢，而且咬字頗為不清，他孫子李道綸怕來賓聽不懂，所以每逢他祖父講了一個段落，便替他祖父重述（翻譯）一遍，所以才講到上述的內容，十五分鐘的時間便用完了，於是引起李老先生小小的抱怨：「你們都把我的時間用掉了…。」
接著第二位主講人是來自北京社科院的張西女士，目前她是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的訪問學者。因為她是有備而來，用投影片準備了很豐富的材料，她怕十五分鐘的時間講不完，所以她就講得有點快，以致聽眾都有點來不及看她的螢幕和做筆記。由於張女士的出身是一位毒犯偵察（防）專家，所以她主講的內容就是毒品犯罪的趨勢。一般大眾都以為，毒品的需求乃是來自人心的苦悶和精神的萎靡，需要藉著吸食藥物或毒品，以求得人心和精神上的快感、忘我和解脫；但是張女士卻認為不一定如此；為此，她特別舉出一個日本的反例。她說，日本於二戰失敗之後，全國幾乎淪為一片廢墟，但日本人不但不懷憂喪志，反而是更積極、奮發圖強，恨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投入工作，恨身體的體力不敷所用，亟需一種仙丹或靈藥來提高體能和精力，以早日完成戰後重建的工作；基於這種積極向上的精神或心志上的需求，於是日本的藥商就把當年從德國所引進來的、專供希特勒和日本神風特攻隊注射的安非他命這種興奮劑（日本稱為覺醒劑），予以大量生產，大大滿足了當時大眾的需求。就這樣，這種興奮劑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服用之後，其不良的副作用就慢慢的浮現了出來。因為大凡毒品的特性都是它很容易上癮，一旦上癮之後，它就不容易戒除，而且不但不再具有興奮的功能，反而傷害了人體器官的功能，再加以毒品價格都很貴，還會進一步拖垮整個家庭的事業和經濟。所以，基於這些緣故，日本就禁止了這種藥品的生產。雖然日本禁止了安非他命的生產，但是因為安非他命的市場仍然存在，於是日本的廠商就把工廠遷移到最近的南韓去生產，以後南韓也禁止生產了，就再把工廠遷移較遠的台灣來。這就是安非他命發展的整個過程。
接著張女士介紹了毒品的種類，它大體可以分為鴉片、安非他命、大麻、強力膠和海洛英等五個種類。其中安非他命和強力膠是經由化學合成，其產地必在工業較先進國家如日本、南韓和台灣（按：安非他命乃是由德國人於一八八七年發明）；至於鴉片和大麻則是來自植物，而海洛英則是由鴉片進一步提煉而成，因此其產地乃是工業落後的農業國家或地區，其知名的產地有金三角、南美的哥倫比亞和中亞的阿富汗。就後者而言，在一九八○年代以前，當世界各國尚未合作大力查禁毒品時，有八○％以上的毒品是來自金三角；到一九八○年代以後，金三角的毒品遭到查禁了，哥倫比亞便取而代之成為毒品的主要供應地；再到二○○○年代以後，哥倫比亞也被打擊了，毒品的供應地就轉到了中亞。這就是鴉片這類毒品發展的一個大概趨勢。此外，張女士也介紹了毒品在台灣的演進，因為講得很專業，筆者記不下來，而且也與座談會的主題較遠，所以筆者在此就把它省略了。
接下來的第三個主講人，就是由筆者來分享有關「孤軍入籍泰國」和「所謂在台孤軍人球」的問題。由於筆者曾經在泰北清萊省滿堂村的建華綜合高中擔任志工老師將近三年，其中有一年還兼任校長，所以讓我有機會接觸到這些問題的具體案例。根據覃教授這本書的分析，真正的孤軍應該是指三頭馬車時期的段李兩軍，因為他們留在邊區之後，真的沒有得到國府任何的補助。至於情報局和黨部中二組的部隊，因為都能得到國府和國民黨的正常補給和照顧，受僱人員被資遣時亦都給予一定數額的資遣費或離職金，故理應不能說是孤軍。
根據柳元麟於一九六一年撤台前彙報給國府的各軍人數，其中三軍是二一三七人，五軍是二五七八人。而三軍的撤台人數是九八人，五軍的撤台人數是四六六人，所以留在泰北的孤軍人數約在四千人左右。以後，孤軍於一九七○年十二月接受泰國政府的徵召，開始參加泰國軍方的剿共戰爭，歷經七、八年的征戰，當清萊地區的泰共被弭平並且把戰略公路完成之後，從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開始，泰國國務院即同意最高統帥部的建議：讓清剿泰共有功的三、五兩軍官兵入籍，並給予不受當時每年二百人名額限制的優惠。
| 一共 | 第五批 一九八三年 | 第四批 一九八一年五月七日 | 第三批 一九八○年二月五日 | 第二批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 | 第一批 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日 | 日期 |
| 2719 | 1542 | 324 | 383 | 282 | 178 | 戶數 （官兵數） |
| 13728 人 | 8549 人 | 1622 人 | 1676 人 | 879 人 | 1002 人 | 人數 （包括眷屬） |
只是泰國政府批准了第五批入籍以後，在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二日即宣布將歸化入籍工作由最高統帥部移交給內政部，同時也取消了三、五兩軍不受二百人名額限制的優惠待遇，於是使得許多當時尚未來得及入籍的三、五兩軍官兵及其眷屬，其入籍工作便遭到了困難。所以，如果假設在一九八四年之時，三、五兩軍的人數還是維持四千人，加上眷屬的總人數估計是二萬人，則未入籍的官兵數為一二八一人，未入籍的全戶總人數為六二七二人，故其已入籍的人數比例是六八％，而未入籍者則是三二％。
假定以後每年能入籍的人數都是二百人而沒有任何調整的話，即使將此名額全部都配給三、五兩軍，也要需時三十一年才能全部入籍；而從一九八四年到今年二○○九年才時隔二十五年，還需要再過六年才能全部入籍；所以在理論上，直到今年為止，應該還有一二○○人（孤軍＋眷屬）未能入籍，這應是一個合理的邏輯推論。所幸泰國政府對三、五兩軍還算寬大，對那些沒能及時申請入籍的三、五兩軍官兵和眷屬，特別發給他們合法的外僑證（即通稱的隨身證），不再把他們視為是難民。否則，如果他們還是難民，那就只能拿難民證了。如果他們還是拿難民證的話，他們就不能自己治產、買土地，工作受到限制，也不能自由旅行和遷徙，那就非常的不利了。
當泰北孤軍及其眷屬還沒能入籍之前，無論是持外僑證或是難民證，他們若是要前來台灣升學、旅遊或探親，台灣國府的政策向來都是很寬大的，所以都讓駐泰的大使館或代表處核發他們中華民國護照，回到台灣之後若要再申請定居，也可以申請到台灣的身份證，倒是那些使用泰國護照的僑生必須使用外僑證了。但是到李登輝總統的時期，可能是基於國安問題的考慮，從民國○○年起，就忽然規定拿難民證的人不再核發護照，所以持用難民證的難民就不能再來台灣了。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許多華裔難民便利用各種辦法，為其不能來台的學生（子女）辦理假護照來台，事情經過一段時間後，事件爆發出來，他們在台灣就成為了去留兩難的人球。但是，因為這些年輕的華裔難民已經回不去泰國或緬甸了，此時，我們不應該因為他們不是三、五兩軍的孤軍後裔，就不讓他們居留或入籍，因為我們政府也有部分的責任，因為那也是我們政府官員的能力不足，無法辨識護照的真假，而給予他們簽證，並且讓他們合法入境了；他們入境之後，又住了那麼久，拿假護照的事件才鬧開，而且事件又鬧得那麼大，他們也肯定回不去了，他們若沒有一個合法的身分證件，他們就無法在台灣工作；無法在台灣工作，就無法在台灣生存；而一個人若是陷到無法生存的絕境，那就是一個「人權」或「人道」的問題了。所以，我們應該基於人權或人道，基於他們也是中華的兒女而發給們身分證件或居留證件才是。
以上是三位主講人所報告的內容大要，接著下來就是自由發言的時間。自由發言時，最先發言的是第三時期情報局一九二○區的彭新有站長起來發言。他的發言大意是：當時國軍的政策是不反泰共、寮共，也不反緬共，就只反中共；關於煙毒方面，國軍是絕對嚴禁吸毒和販毒的，一旦查到，絕對嚴辦。接著是李學華先生再一次起來發言，他是為李拂一老先生的報告作一個補充，他說明鴉片的生長需要幾個十分特別的條件，只有撣邦北方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地區，才是具有這些條件的地方，所以撣邦才成為緬甸的鴉片產區（具體內容已在李拂老的講話中先行引述，此處不再重複）。第三位發言人也是國軍的代表，他是曾任第二軍營長的黃近義先生。他的發言有三個要點：⑴他所屬的部隊在李彌時期為師，在柳元麟時期為軍，從一九五○年到一九六一年都留在邊區，就他的親身經歷，他所屬的單位從來沒有從事過鴉片的販賣工作；⑵邊區的部隊雖然有政府的補給，但是官兵基本是沒有薪水的，只有小額的零用金，在李彌時期是軍官八盾、士兵四盾，柳元麟時期是一律每人二○銖泰幣；⑶在各次戰爭中，戰死的官兵不在少數，但都未放入忠烈祠奉祀，也得不到政府的聞問，期望政府有關單位能以對待大洋洲巴布紐島上發現幾位二戰國軍遺骸的態度以待之，則庶幾無憾。
四、新書作者的回應
座談會進行到此時，已超過了預定的時間， 並且已經到了預定要用餐的時間，因此主辦單位乃宣布座談會休息十五分鐘，讓所有來賓和出席者去使用洗手間，事畢後請大家改為進入隔壁的大型會議室，並馬上自行進用午餐，因便當已先行放在桌上。當大家仍在進用午餐時，大會主辦人朱浤源教授便預先把李拂一老先生和覃怡輝教授請到大會主席台上一同進用午餐，因此當休息時間一結束，朱浤源教授就宣布第三場座談會正式開始。首先，朱教授請李老先生將上午未講完的內容繼續講完。（由於李老先生演講的內容，部分為重複上午的內容，其他新講的重要內容又由覃教授在回應和總結中予以引用，為省篇幅計，所以在此予以省略。）接著，朱教授再請覃教授對上午的六位主講人以及來賓們的發言予回應，並作一個總結。
覃教授發言時，他首先回答李學華先生的建議，即「寫丁作韶博士的部分嫌少了一點」的問題。覃教授解釋說：由於他的寫作，乃是採用論文的模式來撰寫而成。所謂論文的寫作模式，就是由作者先提出所要研究的問題，然後以此問題為研究的焦點，而去尋找或蒐集研究所需要的資料，加以整理和分析，最後找出該問題的答案。在《金三角》這本書中，覃教授一共提出了八個相關性的問題（該書導論第三節），找出了答案之後，再依一個自然的順序，將它們按章節連續的撰寫出來，而完成了這本書。覃教授說，這樣的一種寫書方式，它先天就隱藏著一個缺陷，任何重要的課題，如果開始時未被列入問題之中，以後就會被該書所忽略、遺漏，而發生遺珠之憾。丁作韶博士的事蹟之所以寫得少，主要原因是覃教授沒把他當作李國輝那樣，也把他的事蹟列為一個研究的問題，才會造成現在的遺憾；所幸丁作韶的夫人胡慶蓉女士已為他寫了兩本鉅著，一本是《滇邊游擊史話》，另一本是《丁博士巨變歷險記》，這兩本書所寫應該可以包括丁博士全部的事蹟了，有興趣的人都可拿來參考。（按：《金三角》年表中三十九年四月廿九日亦有丁博士的記事一筆，有興趣者請上中央研究院的出版品網站參考。）
此外，覃教授的大著名為《金三角國軍血淚史），因書名中的「金三角」本身即為鴉片或毒品的代名詞，而該書居然未將「鴉片與國軍是否有何關係？」列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加以討論，這實在是一個重大的遺漏和失誤，所以主辦新書座談會的朱浤源教授，當他擬定九月一日座談會的講題時，新書尚未印好，即能洞燭機先而將此重要的課題予以列入，覃教授表示十分佩服。但是覃教授拿著這個公告去邀請軍中的長官和長輩們來參加新書座談會時，他們看到了這個座談會公告之後，都很擔心將此問題列為座談會的講題，深怕經過了公開的討論，發現那時的國軍和鴉片生意果然有某種密切的關係，讓外界認為國軍乃是鴉片販子，豈不惹來一身塵埃，有失光采；所以覃教授表示，他一定要利用這次新書座談會的機會，根據所掌握到的資料，對這個問題作一番客觀的分析，以化解大家心中的疑慮。
關於金三角的鴉片和國軍之聞的關係，覃教授很用心的解釋說：
「……坐在我身邊的李老先生剛剛說得很清楚，他說英國是一個重利輕義的國家，它的首相巴馬史東就不避諱的說：『只有永久的利益，沒有永久的敵人。』所以，自從緬甸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之後，在緬甸境內，鴉片是可以自由流通、自由買賣的，一直到緬甸獨立後，還是維持著這個傳統。只是因為鴉片只適合種植在撣邦的北部山區，所以鴉片的自由買賣，實際上說等於只限於撣邦一地而已。至於鴉片為什麼只適合種植在緬北的撣邦山區呢？在早上的座談會中，在場的李學華先生為我們作了很清楚的說明。原來鴉片的母親罌粟的生長條件是很挑剔的，並非任何地方所種植的罌粟都能開花和結果。罌粟的最適生長條件到底挑剔到什麼程度呢？第一，它要上午有充足的日照，下午則要陰天；第二，它要白天炎熱，晚上則越冷越好；第三，它開花的時候不能下一滴雨，否則就無法結果。要怎樣的地方才能符合這些條件呢？顯然的，緯度較低的熱帶地方不行，因為它晚上太熱；平地不行，因為它下午不陰涼；太冷的地方也不行，因為它白天日照不足；因為在金三角地區，只有緬甸（撣邦）北部和雲南南部面向東方的、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坡地會具有這樣的條件，所以只有這個地區面向東方的高山坡地才是最適合種植罌粟的好地方。由於適合種植罌粟的地方非常有限，所以鴉片的產量就少，其價錢就很貴。
既然盛產鴉片的地區是在撣邦的北部（或緬北），所以緬甸撣邦馬幫的鴉片生意動線，就是把鴉片從緬北運送到金三角來賣出，拿到了金錢之後，除了購買北方需要的布匹、食鹽等民生用品之外，剩餘的金錢就換成黃金帶回北方，再購買下一批鴉片南下，如此循環流通不息。但是因為無論南下所載運的鴉片和北上所載運的黃金都是高價的商品，所以常會遭到強盜或緬軍的打劫，需要堅強武力的自衛或他衛。此外，因為從事馬幫生意的老闆或伙計都是雲南人，所以當國軍殘餘部隊撤退到了緬甸撣邦地區時，馬幫們真是如獲救兵，非常歡迎。事實上，當李彌部隊在緬甸撣邦地區重整旗鼓之後，也真的得到馬幫很大的幫助。例如，當李彌在反攻雲南之前，獲得美國中情局台灣國府的兩批武器彈藥等軍事物質援助時，都是先由泰國警察總監乃炮從清邁機場和曼谷碼頭將之車運至泰緬邊界上，然後再由馬幫最大的老闆馬守一派出兩百多匹騾馬，由邊界經蚌八千、猛漢、米津而運到猛撒的總部。後來李彌反攻雲南時，幾乎全軍出動，再加上糧草的運送，所需要使用的馬匹至少五百匹以上，這都是得力於馬幫的大力贊助。馬守一除了以馬匹贊助李彌部隊之外，在金錢上也贊助了百萬以上。由於馬守一的出錢出力是如此之大，所以李彌特別對馬守一的馬幫隊伍頒發了一個相當於正規軍師級「第十二縱隊」的番號。這時候，從李彌部隊的角度看，馬守一的第十二縱隊，其實就是李彌部隊的一個運輸隊伍；但是李彌根本養不起這個龐大的馬幫運輸隊，所以馬守一的第十二縱隊還是要繼續做他正常的馬幫生意。其次，李彌部隊的第二十六軍參謀長左治曾對我說：他在緬北（撣邦北部）所徵收到的稅收，足以養活整個緬北的部隊。顯然的，緬北的這個稅收，其來源一定不是一般的農產品如稻穀，而是來自高價位的鴉片。面對著這些具體的事實，這時候我們還能說國軍部隊和鴉片沒有任何的關係嗎？
在李老先生剛剛的談話中，他也透露了另外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訊息。他說：當李彌的部隊正式成立之後，李彌曾問他希望擔任什麼職務？因為他親眼看到李彌安排幹部職務的煞費苦心，認為李彌身邊應該有一個朋友，如果他擔任了某個職務，他就成為李彌的部下，不可能再做朋友，於是他就決定不在李彌部隊中擔任任何的職務。後來，就因為李老先生在部隊中不擔任任何職務，於是引起參謀長錢伯英的錯誤猜測，認為李老先生在暗中秘密違紀替李彌做鴉片的生意，所以開口向李老先生要十萬銖泰幣，這擺明就是要向李老先生敲一個竹槓；李老先生私下徵詢李彌，知道不是李彌要這筆錢，所以李老先生就不給他；顯然的，錢伯英已經探知李彌有做鴉片的生意，只是不知道李彌交給誰去做而已，因此他以為是李老先生，結果猜錯了。實際上替李彌做鴉片生意的人是熊伯谷，因為撤退時期的檔案中即有熊伯谷被密告要將鴉片賣給荷蘭商人的電報。但李彌此舉也是為了部隊的財政，因為他的私人儲蓄十萬美金都已全部拿出用在招募人馬之上了，他還必須為未來龐大的軍費支出而預為籌謀。
由於熊伯谷是李彌的連襟，所以在政府下令部隊要全撤時，李彌便私下透過熊伯谷勸導一些部隊長不要奉命撤退。這個行動被人秘密向國府上級檢舉之後，參謀總長周至柔便電令代總指揮柳元麟命令熊伯谷即刻回台。熊伯谷因為鴉片尚未全部售出而無法回台，於是托詞不是李彌總部的正式人員，並且家中有老小需要照顧，無法回台應命等語。以後撤退案結束，態伯谷不回台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事實上，國府也知道鴉片在緬句乃是可以合法自由買賣的商品，所以並不禁止部隊保護從事鴉片生意的馬幫和向馬幫抽稅，但卻明令禁止部隊也從事這種生意，並且絕對禁止將這種東西攜帶進入台灣，一旦查獲，一定沒收嚴辦。
從李彌時期進入到了柳元麟時期之後，部隊與鴉片的關係，基本上依然一切如故。但在柳元麟時期的鴉片稅收款項似乎比李彌時期更高。李彌時期因為美國每月補助七萬五千美元，所以國府每月只補助十萬銖泰幣；而到柳元麟時期因為沒有了美方的援助，所以國府的每月補助就增加為二十萬銖，後來再增為二十五萬銖。但是當柳元麟和段希文發生了長期的衝突之後，李老先生當年因為參與了調和的工作，意外發現柳元麟當時竟把全部的台灣補助款，都經由曼谷的一家銀樓匯到美國給其兒子，整個部隊只靠地方稅收即可維持，可見當時鴉片生意興隆之一斑。
到了第三階段的三頭馬車時期，段、李的五、三兩軍因為完全得不到國府的補助，所以必然是要依靠鴉片的稅收，甚至需要自行經營鴉片生意，才足以維持浩大的軍費支出。例如段希文在一九六七年三月接受倫敦《週末電訊報》（Weekend Telegraph）訪問時便赤裸裸的說：「我們必須持續攻擊共產主義的罪惡，但攻擊必須有軍隊，軍隊必須有槍枝，而購買槍枝就必須有金錢。但是在這山區裡，唯一的金錢就是鴉片。」（見該書第三○五頁）段希文如此，李文煥更是如此。所以段李兩軍是被時勢所迫，必須仰賴鴉片的販賣才能生存。但兩個軍的作法各有不同，三軍是由軍長全權掌控，全軍就是一支武裝的馬幫隊伍，軍下的個人是不允許私自下從事鴉片生意的；五軍的段希文自己不親自做這個鴉片生意，而是由下面的師團各自去從事，所以五軍的幹部都比較富有。在這種情勢之下，當一九六七年年初，昆沙把整個緬北地區的生鴉片全部買光之後，便大大斷喪了李文煥、段希文和馬俊國的生財之路，於是段李馬三方勢必要結盟起來，向昆沙討回一個公道。這個生存的衝突終於在緬泰寮三角地區的蠻關村，終於引爆了一場驚動世界的鴉片戰爭。（詳情見該書第二八一頁）
至於得到台灣政府或黨部充分經費支援的情報局光武部隊和國民黨中二組的部隊，基本上他們並不需要靠保護馬幫或自己經營這種生意來維持生存，特別是中二組的部隊，在很短時問內便移交給了光武部隊，所以中二組根本就沒有條件來做這種工作。但是令人疑惑和啓人疑竇的是，宣稱反毒和禁毒的情報局光武部隊，為什麼會一直和販毒的昆沙部隊維持著那麼密切的關係，同時在部隊解散的時候，居然還把一半以上的部隊連人帶槍的移交給昆沙，許多美援的武器也都移交給了昆沙，投靠了昆沙的張書全（或作張書權或另作張蘇泉）和梁仲英，其家屬則繼續領取台灣國府的軍人眷補，因此我懷疑光武部隊和昆沙部隊之間的關係並不單純；透過張書全和梁仲英的仲介，他們之間一定建立了某種利益共同體的密切關係（譬如，寄望昆沙也反共，並寄望部隊解散後，情報人員能依附昆沙而生存，或是私下投資昆沙的鴉片生意…等），只是外人不得而知其內情而已。
總而言之，鴉片是國軍之所以能在金三角地區生存的重要憑藉，沒有鴉片，國軍說不可能在那個地區立足，所不同的是，李彌和柳元麟是間接的依靠它，而三五兩軍則直接的依靠它，情報局的一九二○區部隊則是可以不要依靠它。因為如此，所以我們要強調：鴉片雖然是一種毒品，但它同時也是一種良藥（優良的鎮靜劑），特別是在現代腫瘤和癌症已成為死亡的第一大因素之後，因為癌症是一種漫長而極其痛苦的不治之病，而且是越末期越痛苦，這時候只有鴉片是病人的最大安慰。如此一來，鴉片在醫學和醫療上的需求就會越來越大，所以一個比較合理的結論應該是：『鴉片無罪，（濫）用者其罪』。因此我十分相信：總有一天，世界終會還給鴉片一個中性的「管制藥品」的新稱謂。多謝大家的出席和指教，更多謝朱教授及其助理團主辦了這個成功的座談會。」
覃教授回應完畢之後，主席朱教授在感謝了所有的主持人、主講人和所有來賓的參加之後，隨即宣布本次座談會的圓滿結束。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39期；民國98年12月2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