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論唐繼堯在發動與領導雲南護國起義中的核心地位
作者／蔡正發
1915年12月在昆明爆發的護國起義之偉大歷史意義，早有定論。但究竟誰是這次起義的主要發動者和領導者，近幾十年來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筆者認為，整個反對復辟帝制保衛共和制的護國運動是在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下發生與發展的這一結論當然不容質疑，但就雲南護國起義這一事件本身而言，則不論從任何一方面考察，唐繼堯在發動與領導這次起義中，都始終處於核心位置。
一、不論民間傳聞還是當時的文告或在護國軍中的職務，唐繼堯都是雲南護國起義的最高首領
⒈民間相傳「唐蔡倒袁」。
筆者幼年時期，多次親聞過伯祖父講述唐蔡倒袁的故事，因為本人姓蔡，後又知蔡鍔之父叫蔡正陵，論起輩分來，本人還是蔡鍔的叔叔輩，所以雖然蔡鍔名列在唐繼堯之後，但覺得蔡氏門中出了個蔡鍔，也滿自豪。從那時起，唐繼堯是倒袁派最高首領之說就植根於心中了。下面的材料將證明當時民間相傳唐繼堯是護國起義的主要首領決非無憑無據而信口開河的胡言胡語。
⒉龍雲提供的第一手材料證明雲南護國起義的主要領導者是唐繼堯。
龍雲在《雲南護國起義簡述》中⑴寫道：「袁世凱已經知道唐繼堯邀約了蔡鍔、李烈鈞等人到滇」「蔡（鍔）到昆明後，當夜唐（繼堯）就召集先後來滇諸同志舉行秘密會議，決定起義討袁。」請注意：是「唐繼堯邀約了蔡鍔、李烈鈞等人到滇」，是唐繼堯「召集先後來滇諸同志舉行秘密會議」！唐繼堯如果不是主要領導者，哪能邀約蔡鍔、李烈鈞？又哪能召集先後來滇的蔡、李等同志「舉行秘密會議」？另外該文所錄1915年12月感日（二十七日）通電全國的《討袁檄文》署名為「唐繼堯、蔡鍔、李烈鈞、任可澄、劉顯世、戴戡塈軍政全體」，已足以證明該《檄文》領銜人為唐繼堯；該《檄文》末又有「堯等痛念阽危，誠發宵寐，力雖窮於填海，志不挫於移山，請負弩以先驅，冀鼓桴之相應」等語更進一步唐繼堯確實是此次起義的首領。再看看護國軍領導集體的組成情況及分工：「推唐繼堯任督軍，任何澄為參議。任命蔡鍔為護國軍第一軍總司，率兵出川；李烈鈞為第二軍總司令，率兵出粵；唐繼堯自兼第三軍總司令，坐鎮後方，統籌一切。」若非最高首領，焉能「統籌一切」？
龍雲還寫道：「獨立各省商定，於（1916年）5月18日設軍務院于廣東肇慶，以執行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職權，公推唐繼堯領為撫軍長，岑春煊為副撫軍長。梁啟超……蔡鍔、李烈鈞……為撫軍，並以梁啟超兼任政務委員長。」如果唐繼堯在倒袁運動中不是功高蓋世，「獨立各省」怎麼會「公推唐繼堯領為撫軍長」？岑春煊、梁啟超等人豈能屈居其下？
龍雲是1927年「二•六」政變倒唐的主要發動者，算是唐繼堯後來的政敵，他不可能無中生有地為唐繼堯歌功頌德而拔高其政治地位。所以筆者認為他提供這些的材料具有無可懷疑的真實性。
能佐證龍雲之說的材料還有1915年12月23日唐繼堯、任可澄、蔡鍔等發的漾電，同月25日發佈全國的有電和1916年1月1日唐繼堯、蔡鍔、李烈鈞、任可澄等人聯名發佈的《誓告全國申明護國宗旨書》等電文中均寫著「堯等」「繼堯等」，這些用語無不證明護國起義以唐繼堯為首。
⒊其他旁證材料也充分證明唐繼堯為護國起義的主要領導者。
(1)唐繼堯還擔任過南方革命政府元帥、總裁等職，在護國時期其地位僅次於孫中山。(2)雖然這些職務可能是所謂「宣慰性質的官職，並不是可以號令天下的最高統帥」。但是如果不是因為唐繼堯在護國起義中建有奇功而眾望所歸的話，在那群雄爭為首的時刻，各路英雄未必用得著給他封個「撫軍長」之類虛職。
(2)葉成林在《護國運動的一段回憶》中寫道：「唐繼堯曾表示：『要反對袁世凱，首先就得我來當領袖，我不能居在蔡鍔之下。』」那博夫在《護國時期蔡鍔與唐繼堯之間的矛盾》中寫道：「統帥問題，成為逐鹿目標……蔡（鍔）以資歷較深，認為非己莫屬；唐（繼堯）以實力在握，操縱可以自如。開會結果，多數將領一致推唐在後方坐鎮。舉蔡率領第一軍出川……形勢所趨，松坡不得不降格屈從。」(3)有學者將以上材料用做唐繼堯假護國的證據，我卻認為這兩條材料如果不假，那恰恰有力地證明了唐繼堯在發動與領導雲南護國起義中處於核心地位。試想，如果不處於核心地位，敢口出狂言」首先就得我來當領袖」嗎？能獲得」多數將領一致推（舉）」而使」資歷較深」的」松坡（蔡鍔）不得不降格屈從」嗎？
(3)雲南通電全國宣佈獨立第三天即1915年12月29日，《申報》刊登關於雲南通電全國宣佈獨立之官電編者按語雲：「所有唐繼堯等宣佈獨立之通電及中央政府加以駁辯之電稿，已並列今日本報。」
(4)李宗仁回憶說：「惟一有資望，有實力，足以承繼中山的名位的，那便是雲南的唐繼堯……雲南起義，反對帝制的首功，為國人所欽仰，嗣任軍務院撫軍長，代行總統職權，儼然是護國運動時期的中國元首……護法之役，中山當選為軍政府大元帥，繼堯被選為元帥。名位僅次於中山。其後軍政府改為七總裁制，繼堯與中山並駕齊驅為總裁。」「論名位，渠源與中山並肩，論實力渠遠中山之上。」「論資望，論實力，孫死唐繼，實是天經地義。」
(5)李氏之說決非虛語，高蘊華的回憶說：「民國十年，唐繼堯到廣州……廣州各大埠，懸掛唐之巨像於通衢大街，推崇備至。」(6)
李高二位這些敍述足以說明唐繼堯當時在國人心目中具有幾乎無與倫比的崇高聲望。
(5)護國三傑之一李烈鈞說：「幹大事的，恥言功利，不過是非真假，不可不明。當年雲南首義，如果不是唐先生主動，他就不會讓我和松坡進雲南去……所以我在此必須強調，設若當時唐不是早下決心，預有準備，我和松坡到達昆明僅只一周之間，馬上就能大軍陸續進發，草檄討袁，布露天下，那怕是演一出戲也嫌急促……雲南首義，唐居首功，松坡次之，至於我哩！確實毫無功績。」(7)
李烈鈞之說雖屬為自謙之辭，但即使有揚唐之心，也決無貶蔡之意，當為唐繼堯在發動與領導雲南護國起義中處於核心地位的鐵證。
二、兩個值得商榷的問題
（一）唐繼堯發動和領導護國起義是否屬於「被迫」？
有的學者認為唐繼堯參加護國起義是被迫的。提出此說的主要依據是：蔡鍔1916年1月5日《致梁啟超函》說：「滇中軍官健者如鄧泰中、楊蓁、董鴻勳、黃永社等，自籌安會發生後，憤慨異常，屢進言於蓂督（指唐繼堯），並探詢主張，以定進止。蓂以未得吾儕之意向所在，且于各方情形不悉其真相，遂一意穩靜。荏苒數月，莫得要領。」李曰垓在《客問》寫道：「（民國）四年秋間，籌安會初起，群下三、五組集，已無日不在秘密籌議運動中，趙鳳階氏（又新）、黃斐章氏（毓成）同為一組，日夕籌議。」「厥後，羅熔軒（佩金）、顧小齋（品珍）、鄧和卿（泰中）、楊映波（蓁）、呂天民（志伊）及其他諸氏，先後相聚傾吐，始知各有組集。於是各組綜合，由幹臣佯言，先解決滇局，以聳人聽，而其議遂定，時維十一月下旬也。」在反袁起義一觸即發的情況下，唐繼堯仍猶豫不決，「認為滇逼強鄰：『黔則湯薌銘扼駐於湘』，川則『陳宦逼己』，」「不可輕露，先取覆滅」，因而「遲疑不決」。直到馮國璋表示「滇發難，當繼踵而起」時，「乃被迫同意參加反袁鬥爭的行列，並迎接蔡鍔和國民黨人李烈鈞等人來滇，共同策劃。」(8)
筆者以為上述事實除了說明唐繼堯老成持重，等待時機，不打無把握之戰以外，不能作為「被迫參加護國起義」的證據。試設想一下：倘若唐繼堯根本沒有反袁思想，鄧泰中、楊蓁等人能「憤慨異常」地向他「屢進言」而他能漠然置之嗎？李曰垓、黃毓成等人就在他鼻子底下大規模地「相聚傾吐」「籌議（反袁）運動」他能置若罔聞嗎？如果真是「被迫同意參加反袁」，他能主動「迎接蔡鍔和國民黨人李烈鈞等人來滇，共同策劃」嗎？
還有很多材料證明唐繼堯的謹慎不無道理。先聽聽其父對他的警告：「全國擁護袁大總統做皇帝，這是大勢所趨，你必須順應時勢，不能另做打算，主意拿錯了，或者輕舉妄動，會使吾家遭滅門大禍，而且還會帶累全省人民呵！」(9)這些話的分量究竟有多重？不是當事人當然很難體會。當時袁世凱的爪牙密佈全國，稍有不慎，走漏風聲都可能招來殺身之禍。還有，正如鄒若衡對蔡鍔所言：「袁世凱擁有全國，兵多將廣，糧餉充足，憑藉中央政府，發號施令，雲南一個邊省，地瘠民貧，力量懸殊，真像以卵擊石。」(10)如果不作充分準備倉促起事，無異於自取滅亡。所以唐繼堯「于各方情形不悉其真相」之時取「一意穩靜」的態度完全可以理解，不應苛求指責。
下面我們看看幾個性質不同而過程近似的事例。袁世凱在正式稱帝以前，到現在為止也很難找到他公開支持帝制的表示，見到的是他就任臨時大總統的誓詞說：「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于中國。」在籌安會以及形形色色的請願團天天鼓噪復辟帝制，全國四方八面勸進表、籲請電像雪片一樣飛到京城「懇求」他早登大位之時，他仍多次表示無復辟帝制的思想。直到1915年6月，袁氏之親信北洋三傑之一馮國璋從南京入京謁見袁氏，問：「外聞傳說，大總統欲改帝制，請預為秘示，以便在地方著手佈置。」袁氏還答道：「我絕對無皇帝思想……你儘管放心。」甚至斬釘截鐵地表示：「公等若再以帝制相迫，則我必逃英倫。」以至於「馮（國璋）回南京，相信袁決不做皇帝矣！」(11)袁世凱不做皇帝的態度何等堅決！以至於到了要流亡國外以達到逃避皇位的程度！可是他畢竟還是復辟了帝制。如果「唐繼堯被迫參加護國起義說」成立的話，那麼，我們豈不是也可以得出袁世凱是在籌安會、請願團的推動之下「被迫」復辟帝制的結論？唐繼堯護國起義和袁世凱復辟帝制性質雖然不同，但其目標都必須達到則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待時機成熟，不是千穩百當，怎麼能隨意表態，甚至輕舉妄動！
眾所周知臥薪嚐膽的越王勾踐滅吳也是如此。越國經過修養生息，國力略略強盛，「民俱有三年之食」時，「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于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12)最終越王報了仇，滅了吳。如果「唐繼堯被迫參加護國起義說」成立的話，那麼，我們豈不是也可以得出越王勾踐是在「國之父兄」的推動之下「被迫」起兵滅吳的結論？
劉邦早年看到威風八面的秦始皇，曾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做夢都想當皇帝。可是在楚漢相爭奪取最後勝利後，諸侯及將相一起尊奉他當皇帝時。他卻推辭說：「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瞧瞧劉邦吧！群臣們以死堅持請他當皇帝，他還多次辭讓，是「不得已」才答應當皇帝的。(13)如果「唐繼堯被迫參加護國起義說」成立的話，那麼，劉邦豈不更是由於群臣「以死守之」而「被迫」當上皇帝的？
只要略有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李淵奪取了隋朝的天下當了皇帝。可是李淵當時又是怎麼做的呢？」（隋帝）遣使持節、兼太保、邢部尚書、光祿大夫、梁郡公蕭造，兼太尉、司農少卿裴之隱奉皇帝璽綬于高祖（李淵）。高祖（李淵）辭讓，百僚上表勸進，至於再三，乃從之。「(14)再看看吧！李淵不做皇帝的態度何等」堅決「，到了」百僚上表勸進，至於再三」才順從的程度！如果「唐繼堯被迫參加護國起義說」成立的話，那麼，我們豈不是也可以得出李淵是在隋朝皇帝和百官的「被迫」之下才不得已登基做皇帝的？
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無數，為了避免文章冗長，就不贅舉了。
根據上述袁世凱、勾踐、劉邦、李淵等人的事例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看一人一事不能只看表像，最重要的是看實質，不能只看過程，更重要的是看結果。考察唐繼堯在護國起義中的地位或作用也是如此，從結果可以推知其在討袁時機尚未成熟之前的言行只表像，用的不過韜光養晦之計而已。
（二）唐繼堯「擁護袁世凱稱帝」問題。
有的學者對「唐繼堯是發動護國的元勳」持完全否定態度。現在我們將持此態度者的主要依據列舉如下並略作分析。
一是殺害中華革命党人徐天祿和國民黨的一個司令。唐繼堯親審該司令，該司令口供的主要內容說：「奉孫中山先生派遣前來雲南，目的是要雲南整個軍隊力量反抗袁世凱，活動是使雲南帶兵官認識一致，奮起反抗。」審畢立即槍斃。(15)二是蔡鍔1915年8月30日致電劉顯世：「唐（繼堯）、任（可澄）已有電報，極端贊成（袁世凱成地當皇帝）。」三是「唐繼堯、任可澄兩次勸進，籲請（袁世凱）早正大位。」四是1915年10月12日唐繼堯致電統率辦事處：「務乞轉陳主坐，俯順輿情，乾剛獨斷，決定施行，以慰薄海軍民之望。若再予遲疑，轉恐別生枝節，有礙國家根本大計，更非元首維持大局之初衷矣！」五是1915年11月11日唐繼堯、任可澄發真（11日）電報告：「滇省依法選出國民代表周宗洛等九十六名，當日投票取決國體，當眾開匭，全體一致贊同君主立憲。」還有如下諸多旁證：一是段芝貴發給政事堂和統率辦事處的電文稱：「唐繼堯、任可澄屢次通電京外機關，亦謂非帝制不能救國，言之極為痛切。本月初間電奏，謂共和為害，請早定一尊，籲請元首早登大位。」二是馮國璋致政事堂電：「如唐繼堯、任可澄通電各省，表示贊成（帝制），足征心理之所同，實合遐邇之無間。」三是甘肅將軍張廣建致電袁世凱：「唐繼堯等迭電贊成君憲，詞極懇切。」(16)
筆者毫不懷疑上述直接材料和旁證材料的真實性，但是如果設身處地為唐繼堯考慮，倘若不這麼幹，怎麼能保全自己取信于袁世凱而爭取到時間和機會倒袁呢？為了達到最終目的是必付出代價的，甚至犧牲手足親信。就拿殺害徐天祿和國民黨的那個司令來說吧！比起他最終要達到的大目標來，也並非完全不可饒恕的滔天大罪，何況唐氏所殺並非手足親信！春秋時期就曾發生過類似的故事：「鄭武公欲伐胡，以其子妻胡。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曰：『胡可（可以攻打胡）。』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不備。鄭襲胡，破之。」(17)請看！鄭武公為了伐胡，不但把自己女兒嫁給了胡君，而且還殺了一個主張伐胡的大夫關其思，最終贏得胡君認為鄭國「親己」，「不備」而「破之」的勝利。俗話說：「將欲取之，必先予之。」(18)勝算與否，則看「取」和「與」之比值大小，與破胡的大勝利相比，鄭武公付出犧牲女兒和大夫關其思的小代價當然很合算。筆者以為唐繼堯殺害徐天祿和國民黨的那個司令的行為有類於此。
至於唐繼堯那些「擁護袁世凱稱帝」的勸進表和籲請電則更不足以作為真正「擁護袁世凱稱帝」的證據。蔡鍔在「籌安會」成立之後，不是也發起成立了一個「討論國是會」，表示「贊成君主政體」嗎？蔡鍔這樣做是「為了掩人耳目」，(19)唐繼堯這樣做未必不是為了掩人耳目。再者，說不定鄧泰中、楊蓁、董鴻勳、黃永社等就在滇省「一致贊同君主立憲」的九十六名國民代表之列，他們不正是被譽為逼著唐繼堯反袁的人嗎？其實類似這種前後言行不一、出爾反爾而以最終行為作為准的事例何止千樁萬樁！正反兩方面的例子均可以信手拈來成百上千。古的不說，就拿上世紀中期的反右派運動、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運動為例吧！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知識界代表人士發表講話：「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黨章有一條規定：工廠、農村、部隊、學校要實行黨委制，現在看來，學校黨委制恐怕不適合，要改一下，應當集中在校務委員會或教授會。」可是，剛剛過去半個月，5月15日毛澤東寫了一篇題為《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說：「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和高等院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倡狂……我們還要讓他們倡狂一段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毛澤東親自出面剛剛把民主黨派進言獻策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他就開始佈置反擊右派了。結果呢？那些贊成他4月30日說的「教授治校」「學校黨委制恐怕不適合」觀點的人誰不是鐵定的右派分子？而在整個反右鬥爭中又有誰敢用他4月30日講話中那些「極右派」的言論來為「右派分子」辯護呢？
為了糾正1958年的左傾錯誤，毛澤東1959年3月5日在全國省市委書記會上說：「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幹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如果你們不同我一起右傾，那麼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20)可是，到了7月23日向彭德懷為首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進攻發起全面反擊的時候，又有誰敢再提他四個月前要「堅持右傾機會主義」到底，直到被「開除黨籍」的堅定態度來為彭德懷開脫「罪責」呢？
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被殺害的遇羅克、張志新等少數志士以外，包括當時被打倒的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一大批老一代革命家在內，不表示「衷心擁護」有幾人？鄧小平檢討說：「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面。」「我保證永不翻案……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結果呢？正是在鄧小平的主持下將「文化大革命」的案翻了個底朝天，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我們還能把鄧小平說的「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一類話作為他「衷心擁護」文化大革命的證據嗎？既然鄧小平在文革中的那些話不能作為他「衷心擁護」文化大革命的證據，那麼唐繼堯在雲南護國起義前那些話理所當然也不能作為他「擁護袁世凱稱帝」的證據！白居易《放言五首之三》寫道：「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倘若周公、王莽都早死，前者不就是個大奸臣，後者不就是個大忠臣寫進歷史了嗎？走筆至此，其他的例子大概不必再舉了吧！
綜上所述，唐繼堯始終是雲南護國起義的首腦和核心，於情於理，均無疑義。至於唐繼堯後來如何發展變化，本文就不討論了。
注：
(1)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出版《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四十六輯。
(2)參閱新昆明網2005-12-8李洪濤《唐繼堯是民族英雄？？？》。
(3)轉引自雲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出版李開林《評唐繼堯護國》第161頁。
(4)轉引自雲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出版李開林《評唐繼堯護國》第176頁。
(5)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出版《李宗仁回憶錄》第225-226頁。
(6)雲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再版《雲南文史資料》第十輯載高蘊華《護國靖國兩役軍中遺聞軼事》。
(7)《雲南文史資料》輯錄的李烈鈞講話，轉引自2006年1月9日《雲南政協報•文史春秋》網載龔紹康《護國運動九十年95祭》。
(8)參閱1981年第2期《近代史研究》載《論唐繼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謝本書《蔡鍔傳》第104頁。
(9)(10)雲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再版《雲南文史資料》第十輯載鄒若衡《護國起義前唐繼堯的轉變和有關蔡鍔的二三事》。
(11)張國淦《洪憲遺聞•徐世昌談洪憲小史》載全國政協文史委編《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
(12)《國語•越語》。
(13)參閱《史記•高祖本紀》。
(14)《舊唐書•高祖紀》。
(15)參閱1981年第2期《近代史研究》載《論唐繼堯》和雲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出版李開林《評唐繼堯護國》第133頁。
(16)參閱雲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出版李開林《評唐繼堯護國》第138—139頁。
(17)《韓非子•說難》。
(18)《老子》三十六章」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19)謝本書《蔡鍔傳》，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3頁。
(20)轉引自河北黨史網2006年5月12日載張家康、劉海軍文。
(21)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鄧小平《我的自述》。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41期；民國100年12月25日出版】
